那个春天，德玲的交通站被敌人破获，肖老师被捕，德玲由表弟倪天武帮助逃离武汉，到上海杨树浦去找肖老师告诉她的关系。
德玲走过一条简陋的小巷子，一边看着路边的门牌。
有一间小木屋，门板上的油漆已经剥离了很多，门上的牌子和肖老师说的一样。
德玲的心狂跳起来。她不动声色地走过去，那门里悄无声息。过一会，她又沿着原路走回来。略略思考了一下，她举手敲门。
“啥子人呀？”一个妇女的声音。随着门臼“咯嘎”一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庞从两扇门之间露了出来。这妇女四十来岁，满脸皱纹，黑黑的，瘦瘦的，尖尖的下巴，一看即知在逝去的岁月里，她承受了不少的艰辛。
但是那双眼睛却是警觉的，德玲在一瞬间察觉到了。
“请问赵福生在家吗？”德玲问。
那妇女微微楞了一下，说：“哪个赵福生啊？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这个人。”接着反问：“你找的人是做什么的，几大年纪，是你什么人呢？”
德玲说是受人委托来找人。她说了暗语，期待对方有反应。
那妇女却像没听到一样，安然一笑说：“上海这样大，叫这个名字的总有几千！要是地址错了，哪里去找！”然后客气地点点头，把门关上了。
德玲只好走开。先去找个小店住下。
忽然觉得身后有动静，回身一看，竟是刚才那位中年妇女！
“姑娘，我想起来了！”那妇女略有些气喘地说：“我们家是才搬来的，之前是住过一个先生，刚才我去问了街坊，说是姓赵！”
德玲高兴地随妇女到一个僻静的大门洞里。那妇女说：“拜托你来的先生是什么地方人啊，叫什么名字？等我有机会见了赵先生，好告诉他。”
德玲想了想说：“武汉的，姓肖。”那妇女“哦”了一声，说：“这样，你要是住店，就住这家。我回去，等街坊们下了工，也许能打听到赵先生下落！”就自然地随德玲到旅社办了手续，看了德玲的房间号，然后离去。
第二天上午，那妇女又来了。
“街坊打听到赵先生了！”那妇女径直走进德玲房间，看着德玲，稳稳地说：“赵先生这两天没有时间过来。捎了话，说你要是带什么口信，就对我说，要是你到上海来找事情做的，就让你等几天！”
德玲说自己确实想在上海找个工作。妇女又说：“上海的旅社贵得很啊，你要是不嫌弃，就到我那里去住几天？我一个人，屋里宽得很，就是怕怠慢了你。”
商量的语气，很诚恳。德玲说那就麻烦你了。妇女便出了店，德玲退了店，走出来，看见她在路边等着。
两人一起进了那间小屋。屋里果然较宽，没有什么家具，两间屋，外间就一个方桌，几条板凳，里间一张简陋的木床。德玲来了，那妇女就在里间搭了一个铺板，铺上棉絮。
“就是怕叫你受委屈了！”妇女笑着说。
德玲说要交饭钱。妇女又笑了，说赵先生的朋友嘱咐了的，等赵先生回来，自会打点，德玲不消操得心。
这位妇女自我介绍姓石，德玲便叫她石大姐。
石大姐有四十三岁，虽已届中年，身子却麻利得很。扫地、抹桌子、洗衣、烧饭，做起来一阵风。她在一个小学门口卖烧饼，每天早上去，其余时间都在家里。
夜里，石大姐要和面，德玲去帮她，她怎么也不肯。早上，她却早早叫醒德玲，要德玲帮她一起把车推到小学门口去。
“我今天好像背心有些湿气，手不得力！”她似乎歉疚地说。
石大姐推个小车，上面放着火炉，小案板等杂物，德玲帮她推着车。两人走过人声嘈杂的街道，石大姐一路和人打着招呼。
“哎呀，你买这么好的菜呀，家里来客了？”一个女人挎着篮子，里面有几把青菜，一条鱼，听见石大姐赞扬，那女人高兴地笑了：“就是，老公老家的老表今天来，我做个红烧鱼，让他哥俩喝一杯！”
一个布贩背着个大包袱，里面是各色布匹，看见石大姐，他笑着说：“这么早就去赚钱呀？”石大姐马上谦虚地回答：“赚钱的是你呀，我这哪是赚钱，是糊口！”
就是过路的小学生，也都和石大姐熟悉，叫她“婶婶。”
石大姐把德玲高兴地介绍给遇到的人。
“我的表妹，听说上海钱好赚，来找事情了！”听的人往往点着头：“那要靠你给她下力帮忙啊！”又担心：“上海的吃苦你表妹知不知道啊？”石大姐爽朗地说：“你莫看外表！莫看她是斯文人，做起活来，嗨！”做个很有力量的样子。
德玲暗暗吃惊。这大姐的人缘关系是真不错，看来这一带没有她不认识的人。
半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石大姐照例把面粉拿上桌子，双手和着面，和完面，走进里屋，她叫了德玲一声。
德玲睁开眼，看见石大姐眼睛有着一种闪闪的光泽，那是德玲许久没有见到的，信任。过去在交通站，同志之间接上头时，往往就是这样看着对方。
德玲掀开被子坐起来。她听到石大姐说出了规定的接头暗语。
“万德玲同志，今天我代表组织和你谈话。”石大姐严肃地说。那个温和、勤勉、没有文化、只知道谈家常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完全没有了，坐在德玲对面的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党员。
“组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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