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8日，我独自一人前往于洪法院，等待社会对于我们持续了将近五年之久的不共戴天之仇，进行最后的宣判。我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躲在某个角落，等到我一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他便突然从我的背后冲出来，用手捂住我的嘴，并把我拖进某个胡同里，暴打一顿，用拖延战术，阻止我去出庭，然后，我会因为无故缺席而导致败诉，又或者，他会和他的父亲甚至是他的姐姐同时出现，就像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他们先会找理由和我吵上几句，然后给我一个耳光，并且强行把我拖拽到一个面包车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觉得我的想象力超级丰富，但这样的想象力用在他们身上却一点也不为过，我战战兢兢的朝着法院的大门走去，仔细观察每一个经过法院门口的车辆或者是行人，我不确认我会不会第一眼就认出他，我只知道只要不到最后一刻，我就绝不能松懈。
很快，时间到了下午一点半，经过一个小时的仔细观察，我并没有发现萧陌然以及其家人的身影，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消息。我鼓起勇气，攥紧拳头，努力朝着法院的大门里走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出现，也许是他已经预料到了结果可能会和上次一样吧，也有可能是他已经不屑于来看我的笑话了。也许他更清楚，不管我在庭上如何为自己辩解，只要他一个电话，就可以让我输的一败涂地，从而一分钱也拿不到，在他为我营造的病态形象中，有许多理由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出轨，就是其中之一。
在陪审书记的带领下我被领进了第三审判厅，刚走到门口，我的心脏就立刻开始怦怦直跳，特别是当法官坐在我面前的时候，她的脸色很凝重。与此同时，我朝着我对面的被告席上看了一眼，再三确认萧陌然不会在这里出现的事实，然而，我想我并不需要担心了，因为现在距离开庭只剩下最后一秒钟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法官问道。
“是的，尊敬的法官。”我说，“我可以说话吗？当然，是在你允许的范围内。”
“当然可以，不过，你只需要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就好。”法官答道。
“好的。”
法官打开一个文件夹，并把它摊在面前的桌上，然后仔细阅读起来：
“尊敬的法官，您好！
仇雨曦，女，今年28岁，是这起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因这起案件已经不单纯属于借贷官司，为了让您更好的了解案情，现将我所了解的情况表述如下：
萧陌然，男，单位：吉林省某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萧岩，女，单位：吉林省某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萧陌然与原告本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人相处两年，在此期间，被告以各种理由陆续向原告借走金额6万元左右，归还三万左右，具体金额均有转账记录为证。《合同法》规定，合法的借款关系受法律保护，欠款理应归还。
2017年，原告因有事急需用钱，向被告萧陌然询问资金状况，劝其归还其余欠款。在多次索要无果后，原告无奈下只得忍气吞声。未曾想，接下来的日子里，原告无意间得知其父母多次怂恿儿子算计自己，以各种理由向原告要钱。在经多次拒绝后，被告一家态度大变。
2017年11月，原告用自己工资给自己购买了一套减肥模具，可谁知，却被被告借机发挥，联合其父亲萧黎世多次拨打原告父母电话，指责其过错。
2017年12月7日，被告因原告在此事之后对自己和其家人态度冷淡，恼羞成怒，狡辩称原告背叛两人感情，出轨在先，动手将原告打伤，意图将其掐死，原告几度差点咽气，还威胁原告，口出狂言，再敢要钱，定叫原告一家不得安宁。原告出于惊恐，慌乱之下，将被告脸部抓伤。
2017年12月8日，原告趁家里无人，收拾东西离开了家，与其母亲告别后。承诺，会当一切从未发生过，过自己的生活，钱，不要了，就当感谢二老照顾之情，求其放过自己，真怕，哪天被他打死了，都没人知道。电话刚挂断，被告姐姐萧岩多次拨打原告单位电话，威胁称如若再敢找其弟，定要原告不得好死，再敢要求还钱，定要原告全家不得安宁，诸如此类的话。
2017年12月9日，被告姐姐多次拨打原告单位电话，骚扰原告单位同事，威胁其单位将原告交出来，否则定要原告单位无法营业，晚上，被告本人到原告单位大吵大嚷，声称原告背叛自己，背叛家庭，甚至当众侮辱原告偷了家里东西跑出去和野男人鬼混，严重歪曲事实，并谎称原告拿走自己工资卡，逼其归还。
2017年12月10日，原告单位领导因顶不住其姐弟的丧心病狂等行为，不得已将原告开除，原告走投无路，几次到当地派出所报警无果，警察声称，被告并未对原告造成严重伤害，不足以出警。接下来的日子里，其姐弟多次拨打原告父母的电话，言辞激烈，单方面咬定原告出轨，拒不还钱，并拿原告生命安全威胁其父母。其父母害怕女儿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劝其取回长春的行李，不再回去。
自此之后，原告曾多次收到被告发来的威胁、骚扰、恐吓之类的短信，严重影响原告的正常生活。
2018年2月，原告接到银行电话，得知被告谎称原告委托自己开通其银行信用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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