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这句粗话前，姜帆已经转了脸，他大步走向停车场，优优虽然看不见那张脸上的表情是怎样的，但那声调已表达出明确的威胁来。
优优看着他开走了那辆桑塔纳，还看见他在路口一边拐弯一边用手机给什么人打电话。街上突然刮起了风，风把优优手上那一叠钞票吹得响起来，风把优优的脚步也拖得沉甸甸，风还让优优能感觉出这钱的分量也格外沉……尽管那天晚上她把这钱交给德子时，阿菊高兴得上来直抱她！她看着阿菊心满意足的笑脸，看着德子一张一张地数钱，她也想笑来着，却没有笑出来。
第二天优优刚刚上班，就接到姐夫打来的电话。这是姐夫第一次直接主动地打电话给她。姐夫在电话中告知，大姐肚里的那个孩子，已经没有了，大姐流产了。
优优那一刻难过得差点哭了，鼻子酸了半天最后还是把眼泪忍住。从她知道大姐有了孩子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惦记着这个小家伙，一直等着他快快生下呢。她一直猜他是个男孩，她还给他起了好些帅气的名字，那些名字都用圆珠笔写在旅馆房间的墙上。她甚至连他的鼻子眼睛都一一揣摩想像，还想像过他可以满街欢跑的时候，她带着他到天安门去玩。
可现在，有人突然告诉他，那孩子没了，永远没了，不可挽回地，没了。她一时真的很难接受，真的非常伤心。而且，她马上想到了可怜的大姐。大姐一定比她还要难过，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孩子没了她一定非常难过。
姐夫接着就说到了大姐，他说大姐病得相当厉害，在仙泉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未见效果，所以他打算带大姐上北京求治。中央领导都在北京居住，所以北京的医院一定是全国最好的。再说优优你不是也在北京吗，你在北京这么久了，有没有认识什么有名的医生？
优优这下才搞明白，大姐、姐夫，还有阿菊和德子，他们都以为她在北京找了多么好的工作，挣了多么多的金钱，认识了多么多的名人，撞上了多大的好运，好像只要到北京投靠于她，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这也怪她自己过去胡乱吹牛，碰上难事从不跟家里诉苦，既怕家里着急，也是自己炫耀。可一旦有了好事，比如找到体面的工作，挣到较高的工资，包括又跟着老板上哪家饭店吃饭去了，等等，她都要迫不及待地报告回家，家里人准以为她在北京就算不能呼风唤雨，至少也是如鱼得水了呢。
但她还是马上回应了姐夫的要求，她说：大姐得了什么病啊？要是仙泉治不好，那就赶快来北京吧。但是，来北京又该去哪里治，治得好还是治不好，治病要花多少钱，姐夫现在还有钱吗，这些应该问的话她全没问。她那一刻只是太心疼大姐了，太想见到大姐了。
一周之后大姐真来了，优优参加工作三个月第一回请了假，赶到车站去接他们。大姐让姐夫搀扶着走出车厢时，几乎把优优吓坏了。她没想到大姐变成这样了，这样瘦弱，这样苍白，眼眶也泛着黑圈，连声音都没有亮音了。
在人流如潮的站台上，优优抱住大姐哭起来。大姐也哭起来。姐夫手提肩背大大小小好几个箱包旅行袋，像是彻底把家搬过来。
他站在她们身边哑声问：“优优，咱们去哪里？”
姐夫的问话让优优马上把眼泪止住了，让她意识到自己此时是主人，他们是投奔她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的。不要说没见过世面的大姐了，就是精明能干的姐夫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
优优帮姐夫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搀着大姐走出了火车站。她能带他们去的地方，只有她的那间阴暗发臭的旅店。尽管她在旅店里给姐姐姐夫租下了一间略大一点的房子，但从姐夫的表情上看，还是能看出他对这个居住条件的失望和不满。
就是这个房间，优优也只付了四天租金。
优优甚至想，要是姐夫的电话早来一天的话，她也许就不把那一千块钱借给德子了。如果她手里还有这一千块钱，大姐治病的事总能有个安排。
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在我对优优后来的访谈当中，我的确发现优优有时死要脸面，她不太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向别人倾诉，自己再难也不愿拒绝别人求助。她这样大包大揽地把大姐夫妇接到北京，安顿住下后又带他们出去吃饭，再然后，再然后她该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和大姐团圆的这餐晚饭差不多吃光了优优钱包里最后的钱。大姐帮着她把残汤剩菜打了包，打包的时候她侧眼看姐夫，姐夫在一边低头抽香烟。
优优开口问：“姐夫，我大姐这个病，好治不好治？”
姐夫头也不抬地说：“好治还用到北京来？”
优优又问：“要治得花多少钱？”
姐夫说：“这才治了一个月，家里的存款光光的。”
优优闷了声，无话再问了。
姐夫把眼睛抬起来，现在轮到他问优优了：“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优优想了半天，才含混地说：“八百吧。”
“八百？你原来不是说挣两千？”
“两千是过去。”优优不知该怎么讲，怎么解释那两千块钱的由来，她能感觉到大姐的目光也移过来了，和姐夫一样盯着她看。她故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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