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宣布暂时休庭的当天下午，我从周月口中得知，检察院已将此案发回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做出补充侦查。当天晚上周月依我请求，带上梅肖英一起，与凌信诚见了一面。因为需要回避本案的控方证人——凌信诚的保姆和司机老杨，所以见面不便安排在凌家进行。又因为涉及优优及乖乖的生死之事，话题沉重也不宜到酒吧餐馆这类地方被周围的热闹干扰。所以凌信诚依我的建议，在长城饭店租下一间套房，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
这次会晤在我心中的感觉难免有种宿命的味道，令人感叹命运真大而天下太小。优优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竟不知不觉，走进同一个房间，促膝于同一个夜晚。一个是优优深爱的人，一个是深爱优优的人，为了优优的真相与生死，坐在同一盏灯下，经历同一种心情。尽管，他们谁也不解优优对他们的真情实感。
会晤的主谈者并不是这两个男人，而优优的辩护律师，这个晚上惟一的女性小梅。她向凌信诚大意叙述了庭审的过程，包括检察官的发言括在法庭上出示的种种物证、宣读的鉴定和证词，以及证人现场的证言。这些在法庭上激烈交锋质证了整整一上午的纷繁内容，在梅肖英的口中，被梳理得井井有条简明扼要，既无啰唆重复，也无半点遗漏。庭审各方的观点以及最后的结果，说得清晰了然。在凌信诚的要求下，她连续两次完整复述了优优的“最后陈述”，我又做了少许补充和形容。我们的介绍让凌信诚双目含泪，呼吸起伏，但不知他的难以自持，有多少是为了儿子，有几分是为了优优。
我说：“信诚，情况就是这样了。今天梅律师的辩护非常成功，也非常客观。既没有肯定优优并未犯罪，也指出公诉方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犯罪。按法律规定，证据不足就不能凭分析猜测定人罪名。所以检察院主动建议补充侦查延期审理，无论对死去的孩子还是对活着的优优，这样安排都是好事。为了孩子不致死不瞑目，也为了优优不致蒙受不白之冤，这事由公安机关重新慎重调查一下，是件好事。”
凌信诚低头不语，默默听着。良久他才抬头，目视小梅。他问：“梅律师，你能如实告诉我吗，按你的判断，杀我儿子的，到底是不是优优。”
梅肖英面有难色，犹疑片刻，似是无法确言。她说：“作为她的律师，我希望不是优优。”
凌信诚说：“我想知道的，不光是你的希望……”
梅肖英善解其意地接着说道：“以我主观的感觉，不像是优优。可我不能拿主观感觉当作客观的判断。既然目前的证据不能认定优优，那么按照法律的原则，不能认定的罪名，应以无罪对待。”
我看到了，梅肖英的“无罪”二字，让凌信诚聆听的目光，投射出瞬间的希望。但梅肖英接着说道：“当然，目前的证据也远远不能断定丁优无罪。”这一句客观的分析，又令他的双眼，蒙上一层迷茫。他茫然地听完了梅肖英完整的解释：
“我们要求判定丁优无罪，只是要求法庭尊重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的法理原则，如此而已。”
凌信诚的表情，似懂未懂，他继续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呢？”见我们谁也回答不出，他不由喃喃自语：“如果优优真的杀了我的乖乖，真的和我有灭子之仇，那就是命运在罚我，是上帝不想让我好好活着……”
梅肖英看看坐在身边的周月，又看了看我，目光最后落到凌信诚脸上。她用律师特有的理智，循循善诱地劝道：“如果公诉方找不到确凿的证据，那么法院只能判她无罪。如果法院判她无罪，你就应该相信法律，相信丁优。”
那天晚上的会晤，就在这样的结论中结束。在送走周月和小梅之后，凌信诚向我问道：“这位律师为优优辩护，费用是由谁出的？她和优优是早就认识的吗？”
我做了简单解释：“她是周月帮优优请的。优优以前在医院照顾周月，他们又是仙泉同乡，所以周月自愿帮忙。”
凌信诚疑问：“那就是说，律师费是那个周月出的？他只是一个民警，会有那么多钱吗？”
我摊开两手，表示对这场官司的费用收付，不甚清楚，“也许吧，也许梅肖英是看在周月的面上，免费对优优提供法律援助。钱的事我没问太多。”
凌信诚马上表示：“那你去告诉律师，让她多用点心思，她的辩护费用，全部由我来出。多少都行，由我来出。”
我略想一下，婉言劝道：“我看，既然小梅已经承担了辩护，钱的事索性以后再说。因为这个案子的被害人是你儿子，你是原告，如果为被告出钱，恐怕会遭人议论。不如等优优被判无罪以后，你再给小梅周月一点补偿，这样对外比较好讲。”
凌信诚听了，不再坚持出钱。在这最后的话题谈完之后，我们也互相告别分手。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次会晤，有了梅肖英的那些话语，才使得后面事态的进程，有了不同的走向。在我和凌信诚于长城饭店门口各奔东西的时候，凌信诚并不知道他家客厅的灯下，有人正在等他。
凌信诚那天回到家已近晚上十点，保姆帮他开门时他就看到客厅里的灯全都开着。还没容保姆轻声禀报他已经看到依然是一身丧服的仇慧敏，从正对大门的一只沙发上站起来。
仇慧敏的来意他早就料到，上次她已经流露出明显意向，要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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