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留心,这几年听到的腐败与反腐败类的传闻,诸如“走后门”、“张宝林”(三种酒:张弓大曲、宝丰大曲、林河大曲)、“炸药包”(礼品包)之类的街谈巷议,确实是少多了。清官戏也渐次消失了轰动效应。是不是腐败的事真的好起来了呢?但偶尔露出的反腐议论却是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当然,老百姓身处低位,只是看到一些“现象”,汤里有个死老鼠,这汤便不好喝。激愤之词未免失衡夸张——一方面是议这事的少了,另一则是议论的层面高了。
这就可畏可怖。因为腐败的蔓延已不是什么稀罕事,见怪不怪,人们懒得为并不十分切身的烂话题作为自家谈资了。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反而平静了下来。二是腐败“档次”高了,下面科股长们闹一点小特殊,收一点礼金礼品,既是习以为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种情势下的一度“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事也就成了过去。现在不是不想“我操”而是需要“我操”的事太多,操不动了。
中国人的财产不是公开的,几千年以来没有公开过。百姓的财产、收支不公开,自然影响到税务,征收“遗产税”云云更是遥远得渺茫,官员的财产不公开,贪污来的钱其实就是说到手了就已经“洗”过了。不是洗不洗的问题,而是根本不需要洗。发现一个抓一个,那自然是对的。没有哪一个国家政府有“发现了也不抓”这回事。财产不公开、财政制度不健全或根本没有,助长了贪官的胆量。因为“不能说明财产来源”的罪名,实在也量刑轻于鸿毛。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不明来源”财产——他不造钞票,又不会屙金尿银,哪里来的?明明肯定是搂来的,然而却是不明,因而本来明明白白的事,也就跟着“不明”了。
建国初期杀掉的张子善、刘青山,他们贪污的钱和今天的贪官们比较根本“算不了什么”。也就是几十万吧!现在时兴用语,叫“除去物价上涨因素”,那该折算几多?和赖昌星手里的一大批官员相较,又算得个什么“巫”?刘青山、张子善,是“地厅级”干部。就档次而言现今已是普遍的普遍干部典型了!就“三反”、“五反”时定的规矩,一万元以上就是“大老虎”,枪毙的也不在少数,有些地方甚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开国政治家的腕力与风骨,真的令人钦服难及。
这是很简单的比较,愈是事实愈是令人感受着沉重。我们天天喊“防腐拒变”,冒出水面甚至是笨到自投罗网的吞舟贪鱼却是层出不穷。沉重之余,用一句《胡笳十八拍》里的话,“攒眉向月兮抚雅琴,五拍冷冷兮意弥深”,说这心境,是很惨的一件事吧。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现在确实有了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跃进。如果缕陈这一事实,可以写一部大书的。但我们是否应该注意一下,不要让贪风炽烈到与此“同步”发展的地步?
《三国》里的张飞向人吹牛:“我什么也不怕。”那人反问:“病,你怕不怕?”张飞立刻摇手攒眉:“我怕我怕痛……”——记得小时候父亲讲过这故事。他的本意无须再议。那么社会呢?一头经济发展,长得牛高马大,是庞然大物了,一头却有消退不下的高血糖。我的上篇文章是谈腐败症与糖尿病的。高血糖引发白内障,让你变瞎,心脏疼,脑栓塞——一下子就瘫了下去,最后导致金石无力回天的尿毒症……社会患之“消渴”症可怕不可怕?
“腐败症”的各种情形似都可与糖尿病相比。
一、都是富贵病,社会环境愈佳,愈易滋生。
二、先天遗传与后天发展而来。
三、所以都是不知不觉中蔓延发展。初期无症,润物细无声。
四、都不会一下子要命。
五、都引发人体各器官病变。
六、都削减免疫力,无法招架并发症。
不同的只是糖尿病是个人的事,是一群人,面临难题的也是杏林学者们;腐败病是社会性的,人人有份,概莫能外。
说防范不力,说无良医良方良药,那么我们就等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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