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我看到他了。他又高又大，脸上堆着密密的大颗麻子，使你不能辨清他的眉目和鼻；嘴是看得见的，大约是比较大的缘故。他坐在我对面的靠背椅子上，裸着上身，穿一条黄短裤，底下是裸着的粗黑的腿。他似乎是眯着，也许是瞪着那一双线似的小眼睛望我，所以我也就把他打量了一番。
原来我们还该睡在一间房子里。
我们没有说过话，只从他手上接过一支香烟；又是什么时候我也递了一支给他。
从他同别人说话的口音中，我听到道地的上海话，我懂得十之八九；另外有许多口语，简直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他一定是沙眼。”当我用他的洗脸手巾的时候，我自然这末想，因为早上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在那不大看得见眼睛的地方，浮着刺目的两团绿色的眼屎。我当然没有什么犹豫还是用那灰色的小毛巾洗脸，他一定有沙眼的，这观念便是这时产生的。
比起另外的两个人，他更不离开这房间。他似乎不会唱戏，也不会唱什么小调，所以总是静静躺着。有时我疑心他睡熟了，望望他，他却在看书呢。大半的时候他拿着那一本三十二开灰色书皮的书。我故意捉住一个机会到他床边看一看那书，因为我也希望有一本书来遣去这漫长的白天，原来是一本《三民主义问答》。我问他这是一本讲什么的书，他告诉我他一点也不晓得。他下意识地发出一个天真却又有点意味的笑。后来几天这书还是很少离开他的手。
常常吃着别人买来的瓜子或铁蚕豆，连别人买来补养身体的鱼肝油，他也毫不客气地帮着吃。我就做过两次小东，打了半斤酒，买了点烧鸭，他却是最客气的一个。就是平常吃饭，他也让着我，只要我一离桌子，那有点肉的菜，我看到连汁都倒在他碗里了。
大概领到薪水过后，常常看见他们买一点衬衫，胶皮鞋，袜子，甚至香烟盒，几种用场的小刀之类的奢侈品，而他还是什么都不买，穿着一件怪难看的白色西装坎肩，和一条卫生裤，走路的时候，用一把大蒲扇掩着前面，摆着八字走了出去，或走了进来。天稍稍有点热那件坎肩便收起。背上，手膀上也布满了许多大麻子。
后来我们不成天抽烟了。他拿来一副骨牌，我们玩抢开，接龙，扑乌龟，扑蝎子，他是这里面最能干的一个。他又拿了麻雀牌来，我们打两毛钱一茬，他也显得最有心计，常常提醒我、教我，现在我们混熟了。他时时逗大家笑，譬如打牌他发“九饼”的时候，就说：“陈伯祥来哉，”或是一抓到二索，他就挤着小眼问大家：“像吧，嘿！”他赢的时候多，居然拿赢的钱买一些酒菜，或者买几十个饺子请客。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家信，请我替他看看。我以为他骗我，我不信他不认识字，我不肯念给他听。他再三请我，我只好念了，又解释给他听，他非常快乐的样子，显得浓厚的趣味笑道：
“侬邪气好！”
接着他恭维我一阵，说能识字是几多几多好，他一定请我教他。可是后来他又说识字是一点用场没有的，只有手枪才真使他羡慕；于是他说了些一段段的故事。有一次，那是他在上海杨树浦的时候，他是一个汽车夫，替一个亲戚运了几支这个家伙，他悄悄拿了一支，在旷地上，朝一只狗射击，砰的一下，那狗就跳起来，汪汪的乱吠，叫得不知多响，它并没死，子弹只打进它屁股。他却真乐，直到现在说起，还不能不咧着嘴笑，而且连说着“勿骗侬，真惬意……”他又说，有两次，一些人抓他去开会，他几乎闷死，给了他两卷纸头，要他去发，他就通通给了烧饼摊。他说：“真正鸭屎臭，”他常常要加这末一句的：“啥人要看，看了有啥用场，弄得勿好，巡捕房里吃官司哉，打屁股，吃洋火煺，就算同侬客气，勿值得！有了手枪，管侬啥人，先下手为强，拼拼总勿冤枉。我最恨最恨的就是纸头，有本事写写，总归没有用场格！”
过了几天，他把别人买来的现成纸笔拿来请我写几个字教他，我就依他写了下面的几个字：“陈伯祥，本事巧，臭虫咬，睡得好。纸上两行字，三天认不了！”他每天把这几句话在口头上念，用笔点着念，他远不如一个小孩，我不知道他念了几天，总之，不特没有把字认进去，就从没有念顺口。他一念的时候，大家便笑他，他自己却从没有笑过，我疑心他就只想逗大家笑笑。
有一天，他要上街了，我当然不会知道是什么事。他穿得十分整齐，条子纺绸的短褂和长裤，还有一双黑皮鞋。稀稀垂在低额上的几根黄发，用了一点油梳上去了，摇摆着走出去，神气地向我说：“晏歇会！”颇有一点大亨的样子。“大亨”两个字是他告诉我的，他常常故意同我说：“侬嘛，是大亨，阿拉是瘪三。”
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一把檀香木折扇，这扇子同他的衣服很配衬，所以我说很好。他快乐极了，一定要我在那白纸上写点东西，后来我在那上面写了一个骂人的，大约是骂做官的故事，故事幽默，他很满意的样子，题款是“伯祥大先生嘱书”。
他不只这一套漂亮衣，他还有几身。可是他在家的时候，连短黄裤都舍不得穿，他说要是在上海他老早就穿起上大世界去白相，他打野鸡就从来不吃亏，漂亮，架子，老门槛。我相信他并不全是吹牛。
日子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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