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叫做小金的赞拉与叫做大金的曲浸，是包围着莫尔多神山的一个广大的群山耸峙的地域。
两个地域由一条叫做小金川的河流和一条叫做大金川的河流汇聚到一起。两条河流在我正在离开的丹巴县城边汇聚到一起，才有了大渡河的开始。
这两条河流及其众多的支流养育了藏族文化中独具一格的嘉绒文化群落。
早上的空气湿润而又凉爽，我沿着小金川河岸向小金进发。
两个小时后，我再一次经过前些天到过的叫做岳扎的小村寨，再次经过莫尔多神山脚下。
大河两岸，都是望不到尽头的高大群山。群山都裸露着坚硬的岩石骨骼，岩石缝中的灌木都显得隐忍而坚强。
孤独而虬曲的松树站在高高的岩岸上。
走了很长时间，这大河两岸的景色依然没有一点改变，好在这是个天上浮满薄云的好天气。这种天气是适合赶路的。于是，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落。
两层三层的房子因为平顶也因为四周高大雄浑的山峰而显得低矮，房子都由黄泥筑就或石头砌成很厚的墙，因此都显出很坚实的样子。过去，部落战争横行，再后来，中央政府设立了各级政府后，却又是土匪横行的时代，于是，这些寨房无一例外都只开着枪眼般的小窗户。在那些时代，这些寨房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堡垒。一个村子，总是这样十几座几十座堡垒般的房子攒聚在一起，不仅形成了一个个生产上自给自足的群落，也形成了一个个武装的自我防卫的群落。但在五十年代初那最剧烈的社会动荡过后，这些村落就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基本政单位与生产群落了。
这些文化交汇带上的村落在一切将被破坏殆尽的时候，终于迎来了和平。
和平带给这些村落的最大的变化就显现在窗户上。过去枪眼般的窗户越来越轩敞，这一带村落自乾隆年间史无前例的那场大战以后，被汉文化同化的趋势越来越强。所以，那窗户也多半是照了官方修建的乡政府窗户样子，卫生院和派出所窗户的样子，一个长方形中分出双扇的窗门，每只窗门装上三格玻璃。三格玻璃大多是那些有政府机关的砖瓦房子，而这些农家的窗户却多是接近正方形的两扇两格玻璃的窗子，这种窗户倒是与农家房屋那种朴拙的样子十分相配。
我不知道当建筑史学家考察社会变迁时会不会特别注意到房屋的眼睛窗子的变化。但在这个地方我是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件属于1979年的往事。
那时，我作为一个师范学校的实习生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学校实习。
到校的第一天，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到从中心校出发要步行大半天路程的一个村子里建一所学校。校长很严肃，因为这个村子里从来没有建立过一所学校。校长说我将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并且在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就自己领导自己。
严格说来，我将去建一所新学校的地方应该不叫一个村子，因为二十多户人家散居在一条二十多公里长山沟两边的原始森林中间。
但是，这时的村子并不是一个自然村落的意思，而是一个最基本的行政结构。
记得当时校长准备给我的建校经费是500元人民币。他把我带到乡政府，与乡写了条子，郑重地盖上乡政府的大印，呵着气把印油吹干了，封好信封交给我，说，交给村支书，他会安排劳动力来建学校。那几百块钱，只要交到村支书手里就可以了。而现在我所以回忆起这件往事，其实是与窗子有关。
从乡政府回到学校，校长叫来兼任着保管员的嗄西老师。
让我领两扇窗子。有些汉语词汇在藏族人中间——哪怕是在藏族教师中间——都没有过分准确的意义。所以我以为校长是叫我从嗄西那里领取玻璃。但是，当嗄西打开保管室的门，吭吭吃吃地从很多灰尘与杂物中搬出两扇旧窗户时，我真有些傻眼了。这是两扇从旧房上拆下来的窗户框子。上面并没有半块玻璃。
校长看着我疑惑的眼光，说：“你要带上这个，村里的木匠不会做这种窗子。”
我的眼光肯定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这样的窗子呢？
校长又说：“没有这种窗子，就不像是一所学校了。”
校长确实是这么说的，没有这种机关房屋上的窗子，那建筑就不像是一所学校了。说完这句话，校长的孩子来叫他回家去割蜂蜜。他便背着手走了。
嗄西老师看看我，又看看那两扇窗子，什么也没说，走了。
留下我在那里，呆呆地面对着那两扇窗子，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大木框子运到几十公里外那条山沟里去。我一直在保管室门口站到黄昏。最后，是这两个大窗框粉碎了我成为某所学校创建人并成为首任校长的梦想。
晚上，我一夜未眠，早早起来，等到乡邮电所门口，终于等到护线员起床，便冲进屋里，拿起电话的摇把，经过好几个接线员，把电话要到了重山阻隔的县文教局，找到了一位局长，我说：“我是一个实习生，不懂得怎么去建立一所学校。”
于是，局长又叫我去叫校长。校长赶到时，电话已经断了。
校长再次拿起摇把，说了很多个我要县文教局后，校长把电话要到了局长桌子前。
然后，我就被免掉了创建一所村办小学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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