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年八月辛已：
“大学士公庆复、川陕总督张广泗奏：总兵宋宗璋统领西路，其分攻刮耳崖各将内，副将马良柱连战克捷，各寨望风乞降，现去刮耳崖仅二十余里。又，总兵许应虎统领南路，得贼卡三处，贼番遁入独松碉寨一等情形。得旨：自汝等定期会剿之奏至，朕日夜望捷音来。迟至如今，亦不过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此内虽马良柱尚属奋勇，有所攻克，然用力围攻，旋受其降，将来事成之日，此等曾经逞凶之犯，问其罪乎？将置而不问乎？若置而不问，数年之后，又一金酋耳，则亦未为计之得也。”
看来，皇帝对于军前的情形已经有些着急了，他可能没有想到金川这样一个小小的荒蛮之地，会惹起了这么多的麻烦。而处理这个麻烦，将成为他在朝之日时一个很大的麻烦。皇帝着急，而前线督军的将领却有自己面临的更具体的麻烦。随着这麻烦越来越大，金川这个名字开始在他们心目中有着越来越重的份量了。
乾隆十二年九月庚子，川陕总督张广泗奏：
“大金川地势，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应用火攻。现派弁兵多砍薪木，堆积贼碉附近，临攻时，各兵齐力运至碉墙之下，举火焚烧，再发大炮，易于攻克。各路行之，已有成效。得旨：看此则奏凯尚需时日，何能慰朕西顾这忧哉！”
乾隆十二年九月辛丑，皇帝再下御旨：
“前据张广泗奏报大金川情形，虽未大胜，而连破番寨，去刮耳崖仅二十里，似乎不久可以成功。
朕方望捷音之踵至，乃此次所奏，以贼碉所踞俱在绝险，攻克颇难。并未言及刮耳崖如何进取，是奏凯尚需时日。伊前后奏报，相隔不过数日，而情事各异。即奏到之日，亦迟速不同。且此次未与大学士庆复会奏，即庆复接到令其来京之旨，已经起身，彼即应奏明。庆复既未奏闻，而张广泗此摺亦未声明。著传旨询问。”
乾隆十二年十月癸未，皇帝再下谕旨：
“前因川省气候早寒，恐冰雪严凝，官兵艰于取捷，曾传谕总督张广泗，令其酌量情形，或应暂行退驻向阳平旷之地，令稍为休息，俟春气融和，再加调官兵，一举克捷。”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壬辰户部议复：
“四川巡抚纪山疏称：进剿金川案内，前后拨湖北、江西、广东等省银一百二十万两，陆续动用一百万两零。请再于邻省添拨银五十万两，解川备用等语。应如所请，于秋拨留协银内湖南拨银三十万两，江西拨银二十万两。”
乾隆十三年正月乙未四川巡抚纪山奏：
“西、南两路军营汉、土官兵暨各色人等五万有余日需米面五百石。蛮夫不敷，雇雅州、天全、芦山及成、重、保、顺、叙、嘉等府、州人分运，又不敢亲往，雇人价昂。禁私帮，则军装贻误；听帮贴，则民间赔累。”
乾隆十三年正月丁未上谕军机大臣等：
“张广泗所奏驻扎马邦之张兴、陈礼等丧师殒命，张广泗自请交部严加议处等语。偏裨失律，主将咎无可辞，但果能全局取胜，中部稍有挫衄，尚在可原。此际即交部议，未免传播远近，议论滋多，于军情殊有关系。朕于摺内批示具已明晰。”
乾隆十三年正月己酉军机大臣议复：
“川陕总督张广泗奏称：进剿大金川各兵随带军装，深受驮马之累，现续调陕、甘、云、贵官兵一万名，应亟为调剂。查自打箭炉与维州关两路出口，跬步皆山，非持骑驮难行，且沿途并不产草，及抵贼境愈属艰险，马非跌伤即饿毙。”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申钦差兵部尚书班密奏：
“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张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亟图进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倘肤功不能速奏，非特蜀民输运难支，且蛮性无常，即内附部落亦当虑及。臣愚以为增兵不如选将，现在军营提、镇各员均非其选，再四思维，惟有岳钟琪夙娴军旅，父子世为四川提督，外办土番之事，向为番众信服，即绿旗将弁亦多伊旧属。一月以来，固守无事。惟据驻党坝之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禀报，用大炮攻木耳金冈贼碉，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将贼大战碉并西北耳碉打成石堆。贼又于碉外砌石卡，掘土穴，潜入穴内，用枪炮拒敌。我兵日用大炮攻击，贼死甚多。又据驻卡撒之建昌镇总兵许应虎、贵州副将高宗瑾禀报，逆酋屡遣头人至营外喊叫，以投诚为名，求将卡撤大营撤至邦噶。于正月二十一日，有莎罗奔用事头人生噶尔结等带贼番千余逼营，高宗瑾诱生噶尔结至营，一面擒，一面枪炮齐发，打死头目一名、贼番数十名，始各奔窜。乘夜于营盘左沟修碉砌卡，图攻我营。我兵于二月初二日，分三路抄击。杀贼十余人，贼方退入深沟而去。又据驻丹噶山之重庆镇总兵马良柱、陕西督标游击王世泰等禀报，自河西马邦、张兴营盘陷后，所有河东曾达驻守之参将郎建业、署游击潘文郁营盘皆失对岸犄角之势，贼可水路来侵。江岸有一小碉，名为噶固，原派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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