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苑·建本篇》有“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事：
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心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居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擅）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吴起同时是一位史家，由这也可以证明。学者对于这项资料，每每怀疑，但这儿所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因袭的痕迹，而和吴起后来在楚国所施行的政见也很一致，我敢于相信刘向是一定有所本的。吴起既是儒家，要谈谈《春秋》，也并不是怎样不合理。
更进，我还疑心吴起在魏文侯时曾经做过魏国的史官，魏文侯时有一位史起，大约就是吴起。且看《吕氏春秋·乐成篇》上的这段故事吧：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这虽作魏襄王，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却明明引“《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民田，民歌之曰”云云，则孔颖达所见本正作文侯。《汉书·沟洫志》亦载此事，然分析为两个时期，以西门豹属魏文侯时，以史起属襄王时。西门豹固文侯时名臣，而如《史记·河渠书》、《水经·浊漳水注》均以引漳灌邺为豹事，《后汉·安帝纪》元初二年亦有“修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之语，则引水灌田确亦文侯时事，史起不得属于襄王。史起引渠，何乃归功于西门豹？案此“使他人遂为之”之他人盖即西门豹。故开之者史起，而成之者为西门。是则《沟洫志》实误，而后人复据《沟洫志》以改《吕览》，因有此纠葛。后人亦有为折衷之说者，如左太冲《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这可是不必要的聪明。
看这故事中的史起，其作风和态度实和吴起极相似，而同属文侯时，同名起，则孔颖达要认为即是吴起，确是甚有见地。阮元《校勘记》非之，谓“高诱注《吕氏春秋·乐成篇》云西门豹文侯用为邺令，史起亚之，吴乃字之误”，是未达孔氏意，乃以不误为误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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