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木材经营的前途怎样？会不会又像运输一样干不了几年？他说现在农村富了，处处盖房、置家具，木材市场几年之内只有兴旺。他很有信心。我说你大概干这个比搞运输更顺利，所以乐观。他说也不。因为经济立法、经营规章都不健全，常会有意外损失。去年他被人坑骗十万元，至今没办法追回。他已死心了。我说你可以起诉呀！他说已经问过了。找个法律代理人，从调查事实到正式起诉要交一大笔钱。事成了，我追回来要分给代办的人三成。如果审判结果对方是诈骗，无力偿还，只落个把他法办服刑，自己仍要掏诉讼费用，一个子也追不回来。他说：“我的目的追回我的钱，并不把人送进监狱，我费这个劲干啥？”也有人出主意，说：“你叫我去追，追回来一家一半。”他问怎么追法？那人说：“大不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胖子拍了下腿说：“俺的娘啊！我最大的原则就是不利于国家的事不做，犯法的事不做。钱可以不要，这个事绝干不得！十万元认命了。党的政策不变，不愁挣不回来！”
他能把十万元的损失不太放在心里，可见底子已不薄，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问县里的同志，蔡胖子是不是全县最特殊的例子？他们说像这样的户不很多，可也不是个别的，他也不是最富的。
我并不想把眼盯在几个特殊的尖子身上，我请县里的同志给我介绍点一般的，带普遍性的情况。他们说：“要介绍哪个，就得说数字，可你不爱听数字。”我说：“要紧的数字还是得听啊！”于是他们告诉我，尽管棉花前两年作了压缩性的调整，这几年农业收入并没减少，1986年全县粮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的5.7亿多斤，棉花5000多万斤。全县人均收入已达到570元以上，这其中有1/4是乡镇、村、个人的工企业收入。这几年乡镇以下的工业企业按年递增16的速度上涨。个体工企业户增加到3800多户。有1.3万多人从事商业活动。种地也不单是粮食棉花了，瓜果、蔬菜的商品种植占了很大比例。
他们介绍的数字很多，商品生产的例证也不少，我既听不全懂也记不住，便找我懂得而且关心的去问。那年回家乡，正值棉花丰收，满村的棉花秆堆得比房都高，除去烧火别无用途。而夏天存下的麦秸还没烧完，结果一个个村子都被这些柴草湮没了。我问他们可想出了什么办法？他们不回答，却叫来部车子叫我上路。车子走了几十分钟到了恩城镇。直接就把我拉到一排厂房前边。只见成捆的棉花秆送进机器，另一头出来的已是平整光滑的纤维板，就是我在北京常看到做家具使用的那种板子。奇怪的是这厂子旁边还设有个做蜂窝煤的车间。我问他们：“这两种产品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弄在一块？”镇长说：“咦！群众平常烧棉柴做饭，现在他把棉柴卖给厂子当原料，不供应他蜂窝煤咋做饭吃！”原来他们用蜂窝煤换棉花秆，棉花秆3分钱1斤，谁卖够150斤棉花秆，另外白送两角五分钱的蜂窝煤。这一来连运输费都不用花，农民就把原料送到厂门口了。作纤维板有对半拐弯的利润可收，而且供不应求，订货的要排队。我问他们办这厂除去收益还有困难吧？困难是什么？他们说困难就是厂子太小，全县的棉花秆太多。不是所有农户都有机会卖出去，这只有各乡都建这种厂才能解决。
他们拉我去看的第二个厂子更惊人了。这是王打卦乡的一个乡办厂。看起来不比我在北京见的一些中等工厂小，而且设备也决不落后。这是造纸厂，专用本县的麦秸造瓦楞纸，每年可吃掉麦秸1.2万吨，生产的是高强度纸板。因为用氨处理法，排出的废水不仅不污染，还是现成的肥料。现在这个乡的工业产值已占农业产值的一半了，这个厂全部投产后，工业产值还要大大增加，乡镇村工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农业上剩余的劳动力，增加了公积金，自然就减少了对农民的摊派。农民仍种那么多地，其收入实际上却增加了。村里人告诉我，我上次文章中写到宋连元叔叔盖了全村唯一的砖瓦住宅，这已成了旧话。现在全村已大部分盖了砖瓦的新房，再找土坯草顶的房子很难了。
为什么平原县商品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年轻的县长说是地区领导好。新来的书记是研究生出身，当过钢铁企业经理。新地委班子中大学生占了一多半，有见识，有干劲，也比较团结。整个德州地区的商品生产近年都上得快，平原自然也跟着上。我问平原县前任县委书记、现任德州副专员的马荣珂同志，这些话是否可靠？他说新班子确实很团结很能干，可是光靠这不行。光有好政策、好领导，没有党员们的自觉献身精神，还是什么也办不成。这里的党员有老根据地的传统，他们用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态度来搞经济。为了证实他的话，他领我去看望几个普通党员。有位年轻的女党员叫李全英，她和她丈夫原是个体屠宰户。她作风好，收入高，被选为平原县个体劳协的**。当了**之后，发现许多个体商业户因为资金少，缺信用，批发不来畅销的货物，经营困难，有倒闭危险，就毅然放弃她自己收入高的屠宰业，干联营分销的批发商。这种事利润很低，一箱火柴才挣几角钱，还要自己先垫上钱，托人情走门路批发来，再分销给个体户。经济困难的还要赊销。发给他货，等他卖出去再收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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