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银行的董事以及高管们陷入困境是有原因的，这是第一次利益者联盟决定对公司董事会和公司执行委员会进行大规模改组，可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在三周前，公司董事会收到“重大利益者集团”的通知，要求他们在收到此信件的28天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因为这些宣称占总股本13.6“重大利益者集团”选举了一个特别代表委员会充任在股东会的代理人行使投票权。
尽管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据理力争阻止这个委员会的组建，并且向这个集团的股东们发表公开信称一定提升公司股价云云，可这个“股东特别委员会”还是成功了。
无论怎么说，“重大利益者集团”掌握的股票和投票权远超法律规定的10召开股东会的法律标准，董事会没有办法拒绝召开紧急股东会——哪怕知道这些人其实是为了改组他们。
于是公司内部的法务于是以相同法律载体《2006公司法》及其附则规定，试图找寻可能的法律漏洞，避免这次“重大的人事和经营变动”。
在《2006公司法附则》的第21项规定了，公司必须向外披露“对公司有重大影响力的个人”的规则——对上市公司尤其如此，可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就会给占股超过0.5的股东投票。因为根本没法在收到股东们联名信件至召开股东会的28天内完成说服所有散户的任务，于是这条路被堵死了。
董事会的成员们并不知晓临时股东会要讨论什么，去年的收益虽然有些许下降，可那都是因为另外一家消费银行的危机造成的信心不足，和古尔德银行的关系不大——尽管董事们对这些股东们宣称“进行重大的经营方针上的改组的要求”不慎理解，他们却认为拿出一个或者两个位置，将足够平息这次争端。
在临时股东会召开（临时股东会一般都在周二的下午）前的周末，古尔德银行董事会决定为了避免股价“不正常波动”，该公司在证交所的股票临时停牌三天，同时也准备和作为代理人的“特别委员会”进行会前沟通。
在“通气会”正式开始前，古尔德董事会成员们就预感不妙，他们发现这些“特别委员”都是之前在工作中的老相识——一些有能力却得不到高层赏识的职场对手。
不用说，这次碰头会气氛紧张到连墙缝里的蟑螂都可以被杀死，特别委员们对包括投资策略，业务构成和董事们的利益维护都提出了严厉批评——尤其是在海湾地区对非法收入提供银行服务。此外，董事们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要为一个连古尔德atm机都没有的体育场提供命名赞助。
总之除了最赚钱的债券和股票发行外，每一个经营领域都被这个“特别委员会”指摘。
看到对手十分难缠，古尔德银行董事会决定拿出两个而不是通常的一个董事会席位来满足这个委员会的胃口。
“我们打算为特别委员会所代表利益体提供两个董事席位让这些新股东们理解古尔德银行的运行。”担任古尔德银行的董事长是娶了著名皮尔斯家族小女儿的福莱恩先生，“我希望这个决定会令你们被代理人满意的。”
“我们股东的想法是，全面改组董事会。”特别委员会首席委员名字是罗温-科尔梅里，“现任董事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为海湾地区从事非法业务负责，为了银行的利益，应该主动请辞。”
这位科尔梅里先生是福莱恩之前在律所执业时因为反对被一家大律师楼收购而被排挤走的一个高级律师助理。被排挤的科尔梅里先生在古尔德银行的合规主管的位置上履职很长时间又遭遇了担任执行董事的福莱恩，又被排挤出去了。几经辗转，这位科尔梅里先生加入了林义龙同僚麦格的事务所担任企业法务的合伙人，算是古尔德银行的“老人”。
当中间人希望科尔梅里先生来担任这个委员会首席委员时，他立即答应，甚至表示不要钱也想在董事会上正式和他的老对手分个胜负。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在任何正式指控送达前，我和其他董事会成员们仍然保持自己的位置。”福莱恩虽然觉得科尔梅里很有趣，依旧不认为其他股东会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董事会改组，“两个席位，这已经是我们的最诚挚的邀请了。”
“我们并不认为这里有任何需要妥协的地方，我相信其他股东也会看到在诸位担任董事期间，银行信誉受到的不良影响。”其实科尔梅里自己也不觉得会有什么胜算，经过四周紧急联络，他能拿到的支持票只有30，剩下联络的持股人都不约而同地反对进行大规模改组。
狠话还是要放的。
“既然我们的观点都很明了，那我们在股东会上见真本事吧。”福莱恩估算了一下，好像自己这边很有优势，“我们一项一项来，我就不相信股东们都不认可我们这些年来的工作成果。一共11人的董事会，给你们两个席位已经是极限了。”
福莱恩心中窃喜。在波斯湾地区的丑闻确实有些麻烦，不过这位董事长既然得知了老对手的底牌，已经有应对思路了。
“我们绝对不会向不负责任的行为妥协。”科尔梅里先生表示道，“该为企业承担的责任，在座的诸位要一分不少地承担起来。”
古尔德银行的内斗立即引起了fca（金融监管局）的注意——他们知道现在进行调查并不会对股东会的结果产生影响（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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