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制改革的焦点在于分离司法权和监察权及推举产生各级光禄院。
分离司法权和监察权好办，毕竟各级监察架构的架子在，由一个部门分拆为两个部门而已。分成两个部门后，再制定律法，将两个机构的职权及运作方式稳固下来即可。至于两个部门有些磕磕碰碰，或者藕断丝连，目前完全不必在意，可以在今后慢慢调整。
推举产生各级光禄院就显得非常混乱，异常火爆，耗费了林纯鸿大部分精力。
按照光禄院相关律法，县级光禄院的构成有三部分：县衙指定、有功名的士子及商贾，这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额，被称为光禄士。
然而，由光禄士升为光禄佐郎时，并无三分之一的限制，各路人马凭自己本事及崇高声望，竞争光禄佐郎名额。
一般而言，县衙指定的人选中包括军烈属、专业人士、能真正为本县建设出谋划策的才智之士等等，这些人一般依附在县衙身上，本身在民间声望并不高。
可以预见，这些人在竞争光禄佐郎时劣势非常明显。
反观商贾团体，他们通过协会等组织联合在一起，首先在内部推举出竞争人选，避免自相残杀。再加上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近期投入大笔资金用于民生，得到百姓的一致称赞。
这是他们的优势，不过，商贾一直为人所轻视，劣势也显而易见。
相比较商贾团体，由于百姓根深蒂固地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功名之士的声望相当高。
但是，功名之士存在着文人相轻的坏毛笔，彼此之间不服气，团结性远不及商贾团体，连内部先推举出竞争人选都做不到。
如黄宗羲、顾炎武、堵胤锡等有识之士，有心通过光禄院限制住时时脱缰的荆州团体，他们对光禄院寄托了极高的期望。他们眼见得功名之士清高、内斗，很有可能在光禄佐郎、光禄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心里大急。
他们聚在一起商议一番，决定通过遍布全国的门生故旧，说服光禄士们放弃彼此之间的成见，把矛头一致对准新贵及商贾。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功名之士渐渐挽回了颓势，开始攻城略地。
……
经过一系列争斗，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利益交换，出现了无数的违反律法的行为，光禄大夫最终产生，最高级光禄院在扬州成立。
由于光禄院是大明朝廷认可的机构，一帮退休高官对参加光禄院倒没什么忌讳，他们凭借崇高的声望和资历，最终轻易成为光禄大夫。
全国上下，光禄大夫共有五百六十二名，其中功名之士占了两百九十八个名额，其余由商贾及其他人员霸占。
诸如黄宗羲、顾炎武、堵胤锡、黄道周等大佬，皆悉数在列。其余如郑彩、郑鸿逵、洪齐云、张德胜、郑梦帆、贾思宜、王大俊等一批大商贾，亦名列其中。
林纯鸿看到这份名额，倒有点哭笑不得。
光禄大夫的组成，很好地反映了力量对比。现在商贾的力量还远不及士大夫阶层的力量，至于什么格物、律法、经济等专业人士，基本上就难以出头。
不过，这与大部分专业人士都在各大机构任职有关。光禄院相关律法规定，具有官身的人士，不得进入光禄院。
林纯鸿对士大夫在光禄院占据明显优势并不在意。光禄院充其量只是顾问机构，还带有一点民间监督的意思，离真正的大权还远着呢。即便光禄院都被士大夫占据，对荆州的行政、司法、监察等权力影响也不大。
荆州这边热火朝天，天津也丝毫不逊色。
表面上看，林纯鸿对天津不理不问。实质上，当王大俊抵达天津，一些聪明的商人马上反应过来，王大俊就是林纯鸿的私人代表。
王大俊本身声望就非常高，商人们纷纷团结在他周围。王大俊建议，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天津地方官，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赞同。
紧接着，王大俊又暗暗地收拢了一批杀气逼人的武士，还弄来了大量的武器。商人们猜测，这些武士压根就是荆州军的军官，武器也来源于荆州。
商人们士气高涨，在王大俊的组织下，成立了临时委员会，由王大俊担任会长，负责天津卫城的民政及军事。
天津的管理走上了正规，迅速恢复了秩序。
时至今日，天津的商人们虽然遭了反，但要达到什么目的，与朝廷如何博弈，还处于混沌状态，没有人说出个所以然。若王大俊不来，恐怕这帮商人除了被蓟辽军团剿灭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
王大俊出发之前，被林纯鸿耳提面命数个时辰，当然知道该做什么。
王大俊与临时委员会委员商议数日，最终决定派出人员与朝廷接触，双方就天津的未来进行谈判。
与朝廷接触可是个难题，王大俊想来想去，想到了杨嗣昌。他立即派人与杨嗣昌接触，希望杨嗣昌作为中间人代为说项。
杨嗣昌对天津来人大为吃惊，不过，出于对大明负责任的态度，他将天津的要求转告给朝廷。
天津提出，朝廷须同意天津仿照上海进行改制；朝廷不能追究商人的责任。同时，天津的商人按照改制后的规矩纳税。
这样的条件，朱由检和周延儒如何能接受？他们直接通过宝坻县知县警告天津：放下武器，立即投降，只诛首恶，余者不究。
这样的条件，天津自然不能接受，开始在临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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