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钟，天已经大亮，太阳从窗帘的缝隙中照射进来，长短不一的车鸣声吵醒了李八一。这个时候在南中，外面应该还是黑沉沉一片。
刘桂林也醒了过来，两人简单收拾一番后将股票等贵重物品整理后寄存到总台的保险柜。然后到外面吃了早点，赶去上交所的时候，交易所还没开门，不过广场上已经有了不少人。
交易所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上午9:00--11:30，下午1:00--3:00，具体来说，就是早晨9:15-9:25集合竞价，9:30-11:30连续竞价，下午1:00-3:00也是连续竞价。像法定节假日必定休息，周六日必定休息，其他休息时间看公告。
李八一在一个报摊上买了一份《上海证券报》，想了解一下最新的股市信息，同时也希望更多地唤醒有些模糊的记忆。
交易所开门，两人也钻进股民中间，听他们谈论一些股市行情、国家政策，以及背后一些真假莫辨的小道消息，到了十一点的时候，股市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动，几乎波澜不惊，李八一就知道证券交易所对明天全面放开股价的消息保密得很好。
其实沪市这次股价的放开有很大的突然性，而起因就是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一个很了不起、有担待的人物。
政务院副总理刘基在广夏开了一次座谈会，请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去汇报股市试点情况。会上，刘基批评了上海证交所。当尉文渊从美国出访回来听说了此事后，他就憋着一股劲。
上海证交所宣布从二月十八日开始，延中实业、飞乐股份两个股票试行取消涨跌停板制和流量控制，完全放开股价进行自由交易。
一潭死水就如丢入了一块石头，而且是一块大石头，于是沉寂的潭水掀起了波浪，鱼儿开始浮出水面呼吸。
但是，要进一步放开股价，最大的阻力来自管理层，相关部门的领导不赞成、不同意。最后，把尉文渊他们逼急了。
尉文渊决定个人冒这个风险。他先在交易所内部和吴雅伦他们几个中高层商量。尉文渊说：“这事由我来决定，我来做。”他要求大家都别吭声，说：“跟你们没关系，就我一个人决定的。”
很男人。
共和四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交易规则作出重大修改：一是试行放宽部分股票的涨跌限幅，从当天起，电真空、浙江凤凰、小飞乐三只股票的限价幅度由百分之一改为百分之五；二是各上市股票都取消原来规定的千分之三流量控制办法。
这是尉文渊他们瞒着上级领导所做的决定，是在没有通知任何部门的情况下，突然宣布的。
当然，尉文渊也不是瞎大胆，他知道这样干，是有很大风险的。于是，在放开股价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连夜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副市长。
他在信中讲了一下上海股票市场死气沉沉的情况，并表明市场已经快要死了，不放不行了。他想通过这封信给市领导打一个招呼：我把股价放了，有问题你们找我。
尉文渊的这一冒险举措，顿时让市场活了起来。股票上涨，交易量剧增，同时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和表彰。
其实涨跌幅限制，是共和国股市自行慢慢摸索出的一个制度，在美国、欧洲股市，基本上都没有这种限制，每天股市交易，股价涨跌任何幅度都可以。
自然，海外股市也就不存在涨停板或跌停板的概念。
共和国之所以一开始就设立涨跌幅限制，李八一思考应该是居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九九零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初，作为试点，政府只批准了寥寥八只股票上市，这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人为导致供求严重失衡。二是受几千年皇权思想和愚民统治的影响，国人跟风习性非常重，很多时候，大家做事都喜欢一窝蜂涌上，不顾后果，不讲理性。
为了稳定的大局，为了金融体系不被搅乱，国家很多政策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选取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放开的，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因为是人为在操作市场，这就给了一些投机分子可乘之机，造成了各种不公和暗箱交易。
按照尉文渊原来设计的步骤是小步快走，不要一下子给市场冲击太大。所以从二月初到今天为止，上证指数只是从三百多点起起伏伏上升到六百一十七点，对市场冲击不是很大，发展很平稳。
但因为市长批示肯定了尉文渊他们的做法，上级主管部门于是决定全面放开股价，大步前进。
而这，就是李八一重生之后的第一个机会，他的第一桶金将在这里挖起。
共和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这对上海金融界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对李八一来说，是他建立自己商业帝国的起家之始，是迈向暗流汹涌的政坛的未来之本。
大清早，上海三大证券公司“申银”、“万国”、“海通”门前人如潮涌，四周交通为之堵塞，很多开车的上班族只能拼命地按着喇叭，却无济于事，没有人让他们，反而更加用力地挤在一起。
人声鼎沸，喧闹四起，无数的警察出动，封住广场周围的四角路口，一边疏散车辆通行，一边维持秩序。但这一切还是阻挡不了成千上万股民的热情和期待，海通公司就因为铁栏杆被挤坏而不得不关闭了交易动态显示屏幕。
李八一和刘桂林起得非常早，差不多五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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