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蚊子的吵闹中，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到几只苍蝇在父亲的脸上盘旋，落下，一股肌肉腐烂的味道一下子冲入了鼻孔中，一阵恶心，赶忙用手捂住鼻子。没有眼泪，我甚至感觉不到痛苦，只是在拼命的想着，想着从昨晚到今天发生的一切，想从中找到点什么。
昨天晚上，我躺在门口用长凳支起的门板上，上面铺了一张草席，父亲和抱着弟弟的母亲坐在床两侧的凳子上，他们挥动着蒲扇，替我和弟弟送来一点凉风。天气热的厉害，没有一丝风，蚊子也躲了起来，我听着父亲和母亲聊天，说着村里的事，父亲是村里的队长，白天有时要到村口晾晒场旁边的队部开会，分派任务。队部不大，只有一间房，里面放了四张桌椅，一个长条桌，上面摆放着一个话筒和一台旧音响，声音会从话筒中传到外面挂在高杆上的扩音器上。队长，书记，会计，还有妇女主任，四个干部，管着一个四十多户，一百多人的小村子。我不知何时睡着的，等夜深时，父亲会把我抱到家里的床上，每天都是这样。朦胧中，我听到父亲在说头好痛，母亲起床，把灯点着，隔着蚊帐，我发现母亲端着一碗水正扶着已坐起来的父亲喝，我看到父亲勉强喝了两口，开始双手抱头，他一直在说头痛，像被刀扎一样。自从记事以来，我不时会看到他头疼的样子，一般情况下吃点药片很快就好了，这一次，似乎疼的时间很长。母亲坐在他身边，一手扶着他的背，一手拿蒲扇给他扇。不久，父亲说好多了，很困，要睡觉。我迷迷糊糊的闭着眼睛又睡着了，在睡梦中，像往常一样，等着父亲早晨喊我起床。
早晨是被几个人的说话声吵醒的，他们好像聚在家门口，我穿好衣服起来，走到门口，太阳还没有出来，空气中已经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我看到母亲在跟几个人讲话，那几个人在用绳索绑缚着什么东西。我仔细一看，是村里的四个叔叔，在门前把家里一张竹床翻倒，在竹床的四条腿上横着缠绕两根扁担。母亲满面愁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担架床做好后，母亲在上面铺好被子和枕头，四个叔叔把靠在凳子上昏昏沉沉的父亲抬到了里面，那一刻，父亲没有任何表情，像是睡着了。四个人抬起担架床，大步朝村口走去，我知道，他们要把他抬到镇上的医院，距离我们家大约五六公里，我五岁时生病曾经在那里住了几天，这个距离是父亲告诉我的。母亲收拾了一包衣服被子，拿着面盆毛巾拖鞋，委托支书的老婆张姨到我家照顾我和弟弟，随后她快步去追赶父亲。
我去里屋的床上看了看，弟弟还在睡觉。我走到厨房，案板上有母亲做好的早饭，是稀饭馒头还有一碗咸菜，我正在吃着，张姨走进来，安慰我说不用担心，可以带着弟弟去她家跟她的三个孩子玩，中午一起吃饭。我答应着，张姨与我家是同一排瓦房，中间隔着两家人，她说有事就去她家找她，先回去照看孩子。我吃完饭，走进里屋，看到弟弟已经醒了，正在床上翻动。我把他肚兜穿好，穿上鞋，把他抱下床，领着他慢慢走到厨房，给他洗脸，喂他吃馒头和稀饭，然后小心的把他放在那个木质的学步车中。学步车下面有四个小木轮，可以滑动，弟弟就坐在里面，不时的用脚蹬地，来回走动。我知道大人们也会生病，去医院看看，打针吃药就好了，我还知道，镇上医院的这几公里路程，大人们走过去，一小时左右就够了。太阳已升起来，没有风，很热，我跟弟弟坐在门口的树下，心情很烦闷，说不出的焦虑，这种焦虑很少出现在我身上，胸口像被一块石头压着。太阳逐渐升高，我心里紧张不安，正想着把弟弟交给张姨看管一下，然后去村口看看。正当我推着学步车向张姨家走去，四个叔叔抬着担架床就匆匆的回到了门口，放下担架床，他们都默默的站着，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离开，脸色冷峻。随后不久，就是一路放声大哭的母亲回来了。我走到担架床前，父亲躺在里面，仰卧在枕头上，还是早晨出门时的样子，双眼紧闭，脸上灰扑扑的，头歪在一边。母亲把包袱和东西扔到地上，一下就趴到担架床上，哭声悲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感觉他们回来的太快了，按时间计算，医生检查，开药，交钱，打针，吃药，怎么着也要到下午。看着母亲伤心很难过，我却哭不出来，只有一种无名的恐慌。
夏梦声音哽咽，泪水开始从脸上涔涔而下。这么多年过去，她一直清晰的记得那个早晨，那个令她无数次从梦中惊醒的早晨，还有那个夜晚，那个恐惧的夜晚，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的扎下根，他们就像时光的穿梭机，一直把她带回过去和现实中，难以忘怀。尤其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三十余年后，人生的苦难又一次降临到她的身上，让她又一次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而这一次，不同于小时候的懵懂无知，她正是处在三十多岁的美好年华，如一朵饱含丽色的鲜花，开放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但被突如其来的一场风雨摧残，凋谢在寂静的午后。
李友德静静的听着她的述说，心中悲苦，可他又无法安慰她，只能用手拍了拍她的胳膊，泪水从眼角缓缓流下来，他能体会到她的无助和伤痛。岁月从来都不是平静的，有些人注定一生都在为坎坷忙碌，但希望从来都不曾消失，它就在苦难中孕育，在忧伤中觉醒，在坚持中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