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跟得上，一旦跟不上我可以贪黑。”
“好，响鼓不用重锤，你就试试！”
车宏轩跟着大队人马迎着初升的朝阳，呼吸着清爽的空气走向丰收的田野。这种心情真好，仿佛一下自己就长大成人了。
虽然割地这活在家里干过，可跟大队人马在一起干这还是第一次，一条垅挨一条垄，一个人挨一个人，这需要速度，需要干得规规整整。
作为初学乍练的车宏轩当然跟不上，但他抱定要做个好农民，绝不放弃。
下班的时候，别人都干完了准备回家，他依然没有停手，一定要坚持干完。
小组长特意来看他，见他累得满头大汗，衣服全都湿透了，手指上还有血，笑了说：“撂下吧，明天接着干。”
车宏轩挺起腰，用袖子抹去脸上的汗水也笑了说：“不用，天还早，我干完再回家。”
“不用那样，你看那些知识青年，两个人一伙还经常把活扔下呢。”
“我没事，我农村长大的，决不能把活扔下。”
“万事开头难，不要恨活，先学利索后学快。再说这秋收不像春种那样要赶农时，不急。”
“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
小组长默默点点头，知道这小伙子将来一定是把好手。
小组长走后，王胖过来，什么话不说，伸手就干。以后几乎每天都这样，只要车宏轩没干完王胖就来帮他。
车宏轩身体好，经得住起五更爬半夜，扛得住风吹雨打，顽强地坚持下来。人晒黑了，也累瘦了，可他还是坚持每天第一个到队部，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觉得自己这样生活很充实。
到了十一月末，就连水田的稻子也已经拉回小队，剩下的活就是打场了。也就是大豆、玉米、高粱、稻子这些农作物脱粒，然后分口粮、交公粮。这时候小队里用的人比较少，一般要考虑让家庭困难的社员上工，并且也要轮换，像车宏轩和王胖这样的根本不给安排干活。
在这两个月中，社员们普遍认为车宏轩肯吃苦耐劳，不说长不道短，像个农民样子，所以在给他评分的时候，大家竟然给了九分，和知识青年一样待遇，这使得车宏轩十分高兴。
十二月初，大队组织召开赛诗会。
车宏轩准备了好几首诗，最后自己选定三首参赛。凭借一首小诗，他赢得了一阵叫好声和鼓掌声。有声有色地朗诵道：“红海高粱舞镰刀，我学拿刀大爷教；大爷教我握住把，千万别握把当腰。”
一炮打响，他成了大队文艺队唯一写节目的人。他创作的山东快书《雪夜送棉衣》和诗朗诵《烈士墓前的不老松》两个节目，被公社选定为县里参赛节目，这应该是不小的成绩。不老松节目中的土测量、土方程，修下水渠十条整等词句，颇为大家传诵。
临近春节，车宏轩十分羡慕地送走了参军的张大华和王胖。
令车宏轩没想到的是，给大队乡亲们演出前，老领导特意给文艺队开了一次会，狠狠地批评了大家，并且严格要求，以后不能以大队干部作为演出题材。老书记还特别指出，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吹吹呼呼令人不齿！
毋庸置疑，这批评的就是车宏轩，但他感觉不服气。因为节目已经被公社用作去县里汇报演出的剧目，所以没有办法修改作品，便继续在春节期间演出。
1975年4月份，车宏轩重新回小队干活。
最难干的活是给晋杂五高粱间苗，苗长到两寸高的时候要间苗，间距三寸左右，满垄台的苗一颗颗拔掉，人几乎要趴在地上干活。
无论什么人，长期蹲在那里都是不可能的。一干就是一个上午，猛然站起来的时候两眼冒金花。干一个上午，最多能干出几百米。
季节不等人，这活必须很快干完。
最困难的是女社员，大野地里无遮无拦，方便无处可去，只好让男社员不要回头。尤其那几个女知青，不好意思张嘴，只能等哪位女社员喊话了才能跟着方便一下。其实这也不能完全避免尴尬，因为有些农村人相互可以开玩笑，比如借光姐夫小姨子之类，经常会借机喊一声或是扔个土块，搞个恶作剧。
这天，狂暴的西南风从渤海湾吹来，飞沙走石，人都站不稳。
大家正在间苗，背后突然传来孟大愣子的叫骂声：“这是谁干的？像他妈王八啃的一样，把他妈苗全给拔了，剩下的全是稗草！”
大家一看是两位女知青干的，都无话可说。
听到骂声，两位女知识青年都吓哭了。
孟大愣子哪管这些，足足骂了十几分钟，然后拂袖而去。这种极不尊重人格的事情在小队里经常发生，社员们
见怪不怪，可车宏轩却觉得难以理解。
1975年6月份，小队分摊到一项防洪任务，到几十公里外的小树林子村给太子河改道。农村人管这叫抬土，非常累，没有人愿意去。
出乎大家意料，车宏轩第一个报了名，其余的九个人干脆抓阄。
这次去了半个多月，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
累不要紧，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住处，土炕非常潮湿，垫上稻草就人挤人地睡觉，老鼠经常在人身上爬来爬去。
车宏轩将这段艰苦日子全部记录下来，并且在工地干活的时候还写了好几篇新闻报道，因为文风朴实得以在工地的广播中广播了，有两篇还上了报纸。
一九七五年六月初，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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