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在这儿所要叙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攻武昌时的事情。
回顾起来已经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归了消灭，即使还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环境之下也搜集不起来。我现在只能够根据着我所参加过的一部分写出，而且是根据着我的日渐稀薄下去的记忆。因此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记忆比较淡薄的地方写得自然会简略。这样，文章便会流为是断片的，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观化起来，写成一部小说，但那样反会减少事实的真实性，同时是会发生出许多错误的。我将来假如有更适当的环境，能够搜集得丰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参加过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够提供出些材料来，就像我现在一样写出回想录，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时候一定可以写出那样的一部小说或者历史。要写出这部著作我觉得我自己是最适当的人：因为从广东到广东的那个巨大的波动，我是整个地参加了的。
这儿要从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离开长沙时写起。要从这儿写起的是因为从长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这一段落中我特别要纪念我的一位阵亡了的朋友。这位朋友虽然阵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阵亡了的将士一样，除少数接近的个人之外，连他的名字都是没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现在要大书特书地写在我这篇回想录里。我相信总不会是像写在水上的一样吧。但这不是说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说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这易朽的记忆中离析了出来，让读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种子随着风飞散到人间。
一
政治部到了长沙，驻扎在旧时的省议会。主任邓择生要经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参与军事工作，因此政治工作大体上是由我在代理。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在准备着第二天办祝捷会，庆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举行提灯行列。下午四点钟光景，大家正忙得来有了一个段落的时候，邓主任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来，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和留守部，先遣队于当晚八时由长沙车站出发前进，留守部暂时留守在长沙。
从那连工作人员和夫役一道约一千人左右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来组成了先遣队，把所当需要的物品通通指配停当了；在六点钟的时候便指定了统率的人把全部的人员领向车站。
我和秘书李德谟也是属于先遣队的。因离开开车还有两个钟头的余暇，便偷了这个余暇到附近的澡堂里去洗澡。在那样三伏天气，到了长沙将近一个礼拜了，我们没有洗过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气怎么也不能忍耐了。洗了一个澡真是异常的舒服。走出街头来正打算坐人力车赶到火车站上去，但是人力车夫已经罢了工了。因为已经七点钟，提灯行列开始了，车夫工会的工友都是要参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渐拥挤了起来，即使有人力车，也到了碍难通行的地步了。到这时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向导，拚命地向火车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车站门口的时候，俄顾问的翻译纪德甫和几位部员向着我们簇拥上来，异口同声地叫着：
——“啊，你们到哪里去了？邓主任在大发雷霆——说要枪毙你们呢！……”
看表也只到七点半钟的光景，离开车的时刻还有半个钟头，这发怒的原因使我一时摸不准确。
纪德甫是要时常跟着俄顾问的，他也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他们——邓主任、俄顾问和他——是七点钟到的车站，看见先遣队的人员都已经上了车，以为我和德谟一定会立刻到的，便把开车的时间提前了半点钟。这个情形我们自然无从知道，而我们在洗澡，他们也无从知道。就这样在时间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点龃龉。
匆忙地赶上月台，在昏蒙的电灯光中看见在最后一架车厢的门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邓主任，他的颈子是硬擎着的，头是照常微微偏在右边。
——“到了吗，唉？”他含着怒气的声音远远地在向着我们这一群人发问。
——“到了，到了，”别的人替我们答应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没有人力车的话向他说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几声，把硬着的颈子微微地点了几下。最后是说出：“好啦，我们开车啦。”
车是普通的三等客车，因为车上的电灯设备被北军破坏了还没有复原，车厢中只点着几盏马灯，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顾问铁罗尼坐在后面的一个车角上，他看见我们上了车，便跑来拉着了我的手，很亲蔼地用德国话向我叫着：
——“ge
osse
k！wie
i
dsie?”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国话来和他说了一些。他们都退到一个车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觉得很有点没趣，就像做错了什么事的小孩子一样，只好远远地退在另一边的车角上去默坐起来。
不一会火车也就开动了。在昏暗中把驻扎得还不上一个礼拜的长沙留在了我们的后面。
二
车厢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样暗淡。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求有功只想无过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想要偷闲去洗个澡，竟闹出了这样大的笨事。洗了澡后的舒服已经被赶向车站时所跑出的汗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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