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后曹氏听政十三个月后撤帘还政,皇帝赵曙开始视朝。
在太后垂帘期间,入内都知任守忠常在太后面前说皇帝不是,而一旦皇帝亲政,他又在其面前换了副谄媚的嘴脸,编造事迹诋毁太后,意指太后不欲还政,乃至有废立之心,令皇帝心存芥蒂,甚至停止每日定省,公开流露对太后的不满。
朝中重臣见两宫不睦,都频频上言,两厢劝解,而司马光在劝解之余更写下洋洋千余言弹劾任守忠,列出他结党营私、收受贿赂、欺凌同列、贪污财物、编造谣言、离间两宫等十条具体罪状,要求皇帝将其处斩。在他引导下,吕诲等言官连续进言,前后上疏十数章,交章劾之,终于迫使皇帝下令将任守忠贬黜出京,蕲州安置。
任守忠虽然被逐,皇帝与太后的关系却未修复。赵曙待太后冷淡,又把仁宗留下的四名**迁出原来的宫室,让自己的女儿住进去。此举令司马光痛心疾首,怒发冲冠,上疏直指皇帝忘恩负义,说:“臣请以小喻大。设有闾里之民,家有一妻数女,及有十亩之田,一金之产,老而无子,养同宗之子以为后,其人既没,其子得田产而有之,遂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则邻里乡党之人谓其子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为此,犹见贬于乡里,况以天子之尊,为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此后赵曙略有惭色,在皇后高氏及欧阳修等辅臣斡旋下,才重新开始定省太后。
在冷对太后的同时,赵曙也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流露出尊崇眷顾之意。赵曙生父汝南郡王赵允让薨后被追封为濮王,赵曙即位次年下诏命群臣议崇奉濮王典礼。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主张皇帝称濮王为皇考,因为“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而台官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谏官司马光等则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说“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皇帝称濮王为父,将置仁宗于何地?
台谏派与宰执派互不相让,长篇累牍地上疏辩论,令这一场争论延续了近两年,史称“濮议”。治平三年,皇太后发出手书,允许皇帝称濮王为父,尊濮王为濮安懿皇,其三位夫人并称后。赵曙旋即颁布手诏,说:“称亲之礼,谨尊慈训。”台谏请罢诏命,赵曙置之不理,最后把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贬放于外。
这场争论中,朝中臣子更倾向于台谏派,宰执派常被目为奸佞小人,尤其是在辩论中引经据典,为皇帝称亲提供重要理论依据的欧阳修。
赵曙多病,在位不足四年即驾崩,庙号“英宗”。此后登基的是其二十岁的长子,现已改名为赵顼的大皇子仲针。
在赵顼即位不久后,因“濮议”一事与欧阳修结怨的政敌便展开了对他的攻击。先是欧阳修夫人薛氏的从弟薛宗孺与欧阳修有私怨,在朝中散布谣言,说他与其长媳、吴充之女私通,御史彭思忠、蒋之奇遂借此飞语弹劾欧阳修。
但他们拿出的证据却是软弱无力的。吴氏小字“春燕”,他们便找出了欧阳修的几首词,说里面既有“春”又有“燕”,是暗藏吴氏之名。
皇帝赵顼在此事上很坚定地支持欧阳修,甚至当面怒斥蒋之奇,说:“你们大事不议,却爱抉人闺门之私!”随后将弹劾欧阳修的台官一个个逐出朝堂,但仍有台官继续论欧阳修“私媳”之事,而欧阳修也心灰意冷地自请补外,皇帝不许,他便一再上疏恳求。
治平四年三月间,我送画院画师完成的英宗御容图卷去秘阁供奉,偶遇从宝文阁出来的欧阳修。多年不见,他仍一眼便认出了我,很友善地唤我:“梁先生。”
一直以来,他对我与公主都怀有一种长辈般的关爱之情,在我们受到言官猛烈抨击的时候,他都没有随众指责过我们哪怕一次。如今听见他招呼,我心中一暖,立即向他施礼,寒暄道:“久不相见,相公安否?”
参知政事是副相,平时众人亦尊称其为“相公”。但欧阳修一听却摇头,微笑道:“从今日起,我不再是参政了,先生不可再称我‘相公’。”
我讶然脱口道:“这却从何说起?”
欧阳修道:“今上已接受我辞呈,免去我参政之职,命我出知亳州。明日我便要离京了,所以适才去宝文阁,拜别仁宗皇帝。”
宝文阁内藏仁宗御书,亦供奉有其御容,仁宗朝臣子离京通常都会前来拜别。
欧阳修的事被台官闹得沸沸扬扬,我是知道的,此刻听他这样说,不免深感遗憾,道:“台官所言之事,今上已辨查其诬,贬黜构陷之人,相公为何仍要求去?”
欧阳修没有细说原因,仅应以寥寥一语:“我只是觉得累了。”
我闻之感慨,又联想到当年言官说他“盗甥”一事,遂叹道:“相公一生性直不避众怨,惜为言者所累。”
欧阳修听了展颜一笑,道:“我年少时曾请僧人相面,僧人说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着齿,无事得谤’,如今看来,这话倒是应验了。”
我听后仔细打量他,果然发现他耳朵比面部要白,“唇不着齿”外表倒看不出,不知是何意,我亦不好开口去问他,便只是微笑。
与我相对而笑须臾,他又敛去了笑容,对我正色道:“我这一生确实受‘风闻言事’所累,两次名誉受损,也弄得身心皆疲,苦不堪言,然而,我还是很庆幸,我的仕宦生涯是在这个言路开明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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