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样样的命！啥命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嘿！老丁同志！你还不懂得么？山和我一样翻身了，咱们全为着祖国建设，全工业化啦！”老粮秣主任搓着手，歪着头，意味深长地望着我，我不觉把眼光落在桌子上他填写的单单上面。那是一张水位记录表，他的确写得很工整呢。
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一个圈，也就是走了两三步，就又踅回到窗洞前边。他用手指着对面山上，叫我和老罗看一个石窑窑，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找了半天，看见一团黑凹凹的地方，上边有一道岩石的边缘，可以猜想出那里有一个窑，李洛英说：
“看见了吗？就是那个黑窑窑，我可在那里边住了够二年啦！”
老罗也转入到我们的谈话里边了，他无法理解这句话，他问道：“为什么？”
“嘿，还乡队不断地来嘛，他们哪一次不抢走些东西！他们要粮嘛，你不记得我是一个粮秣么？要给他们抓到了还了得！”
“你是党员么？”我问他。
“当然是党员啦。还有些年头了，一九四四年就入党了。那时还是抗日战争年代啦！”
老罗紧望着他，好像在说：“瞧不出还是老革命啦！”
李洛英又走了开去，屋子太小，他站在门旁朝外望，山色已经变成暗紫色了。可是铿铿的石头被敲打的响声，山在被炸开的响声，运输的大板车轧轧的在屋后一辆跟着一辆过去的声音，仍旧不断地传来。我落在沉思中了。李洛英不安地又走了起来。老粮秣主任啊！你在想什么呢？你的艰苦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你所有的愁苦，斗争，危险和欢欣都同时涌现了出来，都在震动着你的心灵吧。我在这个时候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想，我不能离开他，我愿意和这个主任同在下去，坐在一道，静静地听着外边的嘈杂，和看着渐渐黑了下去的暂时仍然有些荒野的山影。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年轻人，大约十六七岁吧。他并不注意我们，走到门角落拿起电话就不知和谁说开了，一说完又跑去桌边拿着水位记录表就翻。房子里已经黑下来了，看不清，他就又走到门角落里去按电门，猛的一下，电灯亮了。屋子小，电灯显得特别明亮，年轻人好像忽然发现了我们，就呆住了，跟着也露出一丝笑容，并不是对任何人笑，就好像自己觉得好笑就笑了起来似的。跟着他就又去看水位表，并且问：“李伯伯，你还没有吃饭吧？”
这才把我和老罗提醒了，我们赶快打开烧饼包，老罗又到车上找刀子开罐头。李洛英又去烧开水，房子里立刻忙了起来，空气也就立刻显得活跃而热闹了，李洛英替我介绍了这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杜新，简称他小杜，是从天镇县来的民工，挑土，挑石头，推斗车，做了半年工，本来该回去了，可是他不愿意，他要求留下来学技术，做工人。水库负责人同意他留下，把他分配在水文站做学员，两个星期轮一次班，同老李一道看水位。每天学习一个钟头文化，两个钟头业务，一个钟头政治和时事。他留在水文站才三个月，可是他穿着制服，戴着八角帽，像一个机关里的公务员，也就是通常说的“小鬼”。李洛英最后还加添说：“年轻人聪明，有前途，水文站上这样的人有三四个，他们轮流来和我搭伴，我看他们年纪轻，瞌睡大，让他们上半夜值班，我管下半夜，白天也是这样，叫他们少管些，好加紧学习。”
年轻人说话了：“李伯伯就睡得少，上半夜他也很少睡，我要和他换，他不干，他怎么说就得怎么作，咱们全得依他，他个性太强了！”他的批评使我们都笑了。
我们慢慢地吃着烧饼和牛肉，李洛英客气了一下，也就吃起来了。小杜跑到崖下边、河边上看水位去了。
李洛英又不安起来，他觉得他没有做主人，而吃着我们带来的烧饼，很过意不去。他又在屋子里走着，时时望着他的床底下，总好像有话想同我们讲，又压抑着自己。我问他要什么，他不说，又坐了下来。最后他把头歪着，细眯着眼望我们，微微笑着说：“老丁同志！你看我总算是老实人，我总想款待你一点东西，我还有少半瓶煮酒，是咱们这地方的特产，可又怕你不吃，又怕你以为我是个贪杯的人。这还是过八月节我外甥替我捎来的，我现在有工作，怎么也不敢吃，就放在床底下。今日个，唉！少有，你也难得来，你在温泉屯呆过，也就算咱们这地方的人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咱没有别的，不喝多，喝一杯，老丁同志，怎么样？不笑我吧？”
他迅速地弯下身去，从床底下抽出一个瓶子，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倒了满满一茶杯，像碧玉一样绿的酒立刻泛出诱人的香气。李洛英把酒推到我面前，又自己倒了小半饭碗，给老罗也倒了小半饭碗。我觉得他的细细的眼睛里更放射出一道温柔的光，他抚摸着绿色的酒，从这个杯子望到那个小碗。我不愿违拂他的意思，我举着茶杯说：“老李！为我们新的生活干杯吧。”
他呷了一口，便又说下去了。他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咱们的人常常来，一个星期至少走一趟，送报纸，送文件，有时是送干部。他就带他们过铁路，到赤城龙关去。他为我们描写过铁路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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