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自《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中国青铜器时代大率含盖殷、周二代。殷之末期铜器制作已臻美善,则其滥觞时期必尚在远古,或者在夏、殷之际亦未可知。周乃后起民族,武王以前器未见,成、康以来则勃然盛兴。其因袭殷人,固明白如火。据余所见,中国青铜器时代,大率可分为四大期。
第一,滥觞期——大率当于殷商前期。
第二,勃古期——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
第三,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
第四,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
滥觞期目前尚无若何明确之知识,然为事理上所必有,盖铜器脱胎于陶器、石器等之幼稚时期也。此期有待于将来之发掘。
勃古期之器物,为向来嗜古者所宝重。其器多鼎而鬲罕见,多“方彝”与无盖之簋(旧称为彝)而无簠,多尊卤爵斝之类而无壶。盘匜所未见。有铎而罕钟。形制率厚重。其有纹缋者,刻镂率深沉,多于全身雷纹之中施以饕餮纹,夔凤、夔龙、象纹等次之。大抵以雷纹、饕餮为纹缋之领导。雷纹者,余意盖脱胎于指纹。古者陶器以手制,其上多印有指纹,其后仿刻之而成雷纹也。彝器之古者,多施雷纹,即其脱胎于陶器之一证。饕餮、夔龙、夔凤,均想像中之奇异动物。《吕氏春秋》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先识览·先识》)古盖有此神话,而今失传。《皋陶谟》云:“余欲观燕、赵诸国壤土相近。“杕氏壶”,新式期器之翘楚也,实中山人所作。”中山之俗,古称好康乐歌谣,则其人盖亦艺术的民族。是则外来影响,盖由中山人所介绍。又古称中山人为“白狄别种”,或者其即斯基泰人之混血人种耶?此事大有待于地下之证据(参见《金文丛考》第四〇三至四〇四叶)。然新式期之有堕落与精进二式,固皎然也。绵延至于秦、汉,随青铜器时代之退禅,堕落式日趋于堕落,而终至消亡。精进式则集中于鉴镜,而构成文化之别一环矣。
以上时期之分,除第一期外,均有其坚实之根据,事且出于自然。盖余之法,乃先让铭辞史实自述其年代,年代既明,形制与纹缋,随即自呈其条贯也。形制与纹缋如是,即铭辞之文章与字体亦莫不如是。大抵勃古期之铭,其文简约,其字谨严。开放期之铭,文多长篇大作,字体渐舒散而多以任意出之。新式期亦有精进与堕落二式。精进者,文多用韵,字多有意求工,开后世碑铭文体与文字美术之先河。堕落者,则“物勒工名”之类也。诸项之关系,大抵平行。然亦偶有错见者,如末期之“楚王熊鼎”,其形制与纹缋为精进式,而铭辞字迹则堕落式也。又其时代之相禅,亦非如刀截斧断,决然而判然者。大抵穆、恭、懿、孝为第二第三期间之推移期,春秋中叶为第三第四期间之推移期。其或属前属后,视其时代色彩之浓淡为准则。
更有进者,形制、纹缋、文字之三者,均当作个别之专论,方能蒇事,而尤以形制论为非从个别入手不为工。盖后二者通于各器物,多有一般之倾向,而形制则器类繁多,各类各有其独立之系统也。今暂以钟鼎二类为例以示其大凡。
殷人无钟,钟乃周人所造,大率起于第二期之末造。然其形制,实有所本,即古器中,昔人所称为铎者是也。其形状与钟相同而小,器之古者,口向上,有柄,执而鸣之。有铭者,多仅一二字而刻于柄。有纹者,多仅用饕餮纹。器本无自名,亦无自注其年代者,然可知其必为铎,且必为商器,盖其器之演进,入第四期于徐、越诸国有所谓句鑃者在也。鑃跃,即铎之音变。而越器之“姑冯句鑃”,言“铸商句鑃”,犹后人言胡弓洋琴,足证铎实商制也。盖商人文化,多为徐人所保,越又受徐人之影响,故其器制亡于中原者,而存于“化外”。徐人之句鑃又自名为征城,别有器名为钲者,是又钲铎为一之证。盖铎之始以木竹为之,其声睪蜀,故呼之为铎,为镯。后以金为之,其声丁宁,故旧文献中即呼之为丁宁,而器铭则书之为征城,若钲。其后更简称为钲也。此钲铎本身之演进,形制固不无差异。古铎形较短,徐、越之器形较长。纹缋铭体亦迥有时代之别,然其一脉相承之迹,不能掩也。
古器亦有自名为铎者,文曰“传乍宝铎,其万年永宝用”,以铭辞字体观之,固是周器,而铭则倒刻。所谓周因于殷,有所损益也。周人之钟,亦即殷铎之倒耳。周人因殷铎而大之,大则不能举,于是昔之柄者,今乃成为甬,昔之仰持者,今乃成为倒悬矣。钟既倒悬,因有长甬突出,故不能不于甬之中央近舞处,设为斡旋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山龙当即夔龙,华虫当即夔凤(古者鸟亦称虫),盖星辰之象也。象纹亦见《吕氏春秋》,言“周鼎著象(即犀象之象)为其理之通也”(《审分览·慎势》)。然彝器上之象纹,率经幻想化而非写实。故此时期之器物,美言之,可云古味盎然,恶言之,则未脱野蛮畛域。试观台湾高山族或澳洲土人之土木器,可以恍悟。旧时有谓钟鼎为祟而毁器之事,盖即缘于此等形象之可骇怪而致。
开放期之器物,鼎鬲簠簋多有之,“方彝”绝迹。有器名“须”(下或从皿)者出。酒器则卤爵斝觚之类绝迹,有壶出而代之。盘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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