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病逝那年，我童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也宣告终结，七岁的我被送进了东坡村立小学。对于我来说，学校令我既恐惧又向往，恐惧的是上学以后就会失去自由，还害怕挨老师的打。每天看着，排着长长的队伍，从山梁上唱着歌，轻松愉快地走回家的时候，我又羡慕不已。
第一天是父亲带我去学校报到，母亲和姨母她们去给外祖母奔丧了。父亲把我带到学前班班主任跟前，交了学费就回去了。他回去之前叮嘱我一定要听老师的话，不能惹是生非。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基本上都要上一学期或者一年学前班，然后再正式上一年级。
有些孩子直接上了一年级，因为家里还有其他的弟弟妹妹需要他们帮忙照看，有些孩子是因为帮忙给家里干活，所以上学比较晚，他们就直接上了一年级。我七岁上学已经算是年龄比较大了，同一天去报到的居然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孩子，个头也比我高很多。
父亲回去没多大一会，我就和一个叫张国定的孩子打架了，好像是因为抢东西，具体原因已经模模糊糊记不清了。那天，我兜里正好装着一个小铅笔刀，和他打架的时候，那个小刀在手里攥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刀就把他的脸上划破了一道小口子。当时鲜血从脸上流下来，吓得我脸都绿了，我整个人都僵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老师罚我站在教室外面的房檐下面整整两小时，一直到中午放学，我才跟着大家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我就不敢去学校了，怕那个学生家长找我麻烦，也怕其他同学的流言蜚语，更怕老师责罚。
就这样，我在家里又呆了一年。这一年时间，我基本上都跟着父亲去地里，他干活的时候我在一边玩。那年母亲去了外面打工，父亲留在家里种地看家。第二年夏天，我已经整整八岁，不能再在家里白白消耗宝贵的时间。刚好那几天母亲也从外面打工回来了，所以母亲就又把我送到了学校。虽然我心里极不愿意去，但是我知道反抗没有任何意义。大家都去学校，我一个人呆家里好像也不合理，只能硬着头皮去上学。
到了学校，母亲给老师说我年龄大了，让直接上一年级，就这样我的小学生涯正式开始。我心里还对划破人家脸那件事耿耿于怀，心里有点惴惴不安，想不到张国定早就忘了，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
同班同学还是一年前去学校报到时见过的那些人，他们都上了一年学前班，现在升到了一年级，我是在家里呆了一年，直接跨越到了一年级。这样一来，我的学习有点跟不上，基本上在班级的末尾，所有的基础知识点对我来说陌生又吃力，对其他人来说却轻车熟路。一年级刚开始的课程很简单，基本上都是学前班学过的入门知识，所以老师大讲一下就带过去了。像我这样直接上一年级的孩子只是个别人，所以老师不会重新再讲一遍。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三年时间，我在三年级的时候还是班级中等以下水平，一直到了四年级，情况慢慢开始有了好转，我的成绩也提高了很多，排名到班级前面了。
从班级末尾到前几名的这一段时间，我做了很多努力，吃了很多苦头。正如大孩子说的那样，老师确实很会打人，很会处罚学生。被罚站到教室的墙角或教室外面的房檐下面都是最轻微的处罚，这些基本上都是女老师的处罚方式。男老师则用简单粗暴直截了当的方式，他们直接用戒尺或者竹板柳条教导我们学习，教育我们做人。
小学老师基本上每人都有一把戒尺，有些是厚积木做的长方形戒尺，有些是竹板做的扁圆形戒尺。相同的是每一把戒尺上面都钻有一个小孔，打到手心很快会起一个水泡。尤其是竹板戒尺，看着老师只是轻轻地打了一下，当我们感觉到疼的时候手心已经起了一个大水泡。夏天还好一点，过不了几天水泡就结痂掉了。最难过的是冬天，如果手心被戒尺打起了水泡，很长时间都好不了，冬天人的身体是最脆弱的。
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穿的都是打了补丁的旧衣服，有些是亲戚朋友送的，有些是大人穿剩下的衣服改小以后给我们穿。冬天的棉衣棉裤棉鞋都是母亲自己亲手缝制。从破旧的棉花被子里面撕出来一点可以缝制一件棉衣的棉花，再把被子重新缝好，然后再找一些破布烂衫，用不了多久母亲就能做出一件有模有样的棉衣。
冬天，很多孩子的手脚都会得冻疮，走路一颠一跛，手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候不小心擦破了脓水就会流出来，甚至写字的时候无法握笔，需要呵气暖手来写字。
每个空旷的教室里面就安放了一个很小的火炉，火炉是班主任自己和泥做的，火炉放在教室的最中央。炉子周围两米之内还有点热气，其他地方冷冰冰的，和教室外面没什么太大区别，尤其是靠窗户底下坐着的几个同学，完全感受不到一点温暖。
小学的教室是土坯砖垒起来的框架，房面子上面是白杨木或者柳木椽和柱子，然后在上面铺一层芦苇杆或者小麦秸秆，最上面盖一层灰瓦。教室的墙面用泥抹的很光滑，教室里面总能闻到一股干泥土的刺鼻味道。教室两面各有两个很大的玻璃窗户，窗户外面的防护栏是几根生锈的红色铁丝。冬天我们的日子很难过，感觉整个大地都被冻僵了，没有一点生机和活力，万物都静静地蛰伏着等待春暖花开。那一排排土坯房都被冻透了，窗户的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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