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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的上午,谭勇、江明和李斌在办公室开一个短会,主要是对近期的破案进度进行交流和汇总。
“我先说吧,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需要告知你们。”江明开门见山地说道,“我已经查明,樊柯为什么必须弄到他母亲的遗产了。”
“哦,怎么知道的?”谭勇问。
“我不是让我那个朋友,也就是民宿店的老板这两天盯着樊柯吗,包括和他有接触的人。结果老板告诉我,和樊柯同一天入住他们民宿的,还有两个越南人。老板一开始没有发现这两个越南人和樊柯的关系,以为他们只是单纯来理市游玩的。直到樊柯被我们扣留了24小时,这两个越南人向老板打听樊柯的行踪,老板才知道,原来这两个越南人是专程来监视樊柯的。”江明说。
“为什么要监视樊柯?”李斌问。
江明说:“我查了这两个越南人的身份和背景,发现他们是越南一家赌场的人,带有黑社会性质。我以调查他们来理市做什么为由,让小刘把这两个人叫到刑警队来,进行询问。这两个人只是黑帮的马仔,胆子比较小,一番威胁恫吓之后,他们就老老实实地交代了。
“情况是这样的,一年多前,樊柯去越南的这家赌场豪赌,欠下了大笔赌债。赌场老板是越南一个黑帮的老大,威胁他说,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还钱的话,就要他偿命。樊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便跟他们约定好分期还钱——在五年之内把欠的所有赌债全部还清。对方同意了,但条件是,要按照高利贷来计算利息。如果樊柯最后没有如数还清欠款的话,还是会要他的命。
“你们对东南亚这些黑赌场的情况,不一定了解。要知道,这些赌场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允许赌输的人拖太久还钱,就算通融一下,允许对方拖个十天半个月就算不错了。但是这次,他们为什么会同意樊柯分五年还清赌债,你们知道吗?”
“因为可以顺便放高利贷?”李斌猜测。
江明摇头:“来这些黑赌场豪赌的人,通常都是走投无路,才孤注一掷来赌场碰碰运气,输掉之后就很难再翻身了,高利贷只会把他们逼上绝路,如果最后把人逼死了,对赌场来说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正常情况下,赌场不会允许他们拖欠太久,更别说长达几年——樊柯显然属于特殊情况。”
“因为他对赌场的人说,自己的母亲很有钱,他会设法弄到这笔钱,然后连本带利地还他们,对吗?”谭勇说。
江明颔首道:“猜对了,正是如此。赌场的人考证之后,发现樊柯说的是实话,但同时,他们也得知,樊柯和母亲龚亚梅已经断绝母子关系了,便质问樊柯如何能把这笔钱弄到手。樊柯说,他母亲曾经说过一句话,会把遗产留给‘真正对她好的人’,而他想到了一个计划,可以把母亲的巨额遗产弄到手。这个计划,就是利用夏琪来获得这笔遗产。
“樊柯欠的赌债加上利息,分五年还完的话,每年最少要还160万——这是他跟黑赌场约定好的。如果第一年或者任何一年没有如数还钱的话,黑帮的人绝对饶不了他。每年160万,你们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仅靠夏琪一个人获得的遗产,是不够的。按照之前九分之一的遗产分配来计算,每个人每年得到的钱是138万,可能还没有这么多,因为要交税。所以,为了保命,樊柯必须想尽办法弄到更多的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继承遗产的人数减少。”谭勇说。
“等一下,樊柯为什么必须靠骗取母亲的遗产来还钱呢?他不是有个更有钱的老爸吗?”李斌问。
“这一点,我向上海和三亚的警方了解情况后才知道,这个男人跟龚亚梅离婚之后,和小三去了三亚,买了一栋别墅。谁知小三是个骗子,把他的所有钱全部卷走,逃到国外了。现在这个男人只剩一套房子,完全是个空壳,深受打击之下,整个人都废了。樊柯十分现实,立刻舍弃了这个没用的父亲。他早就过惯了骄奢婬逸的生活,又好逸恶劳,不愿踏实工作,只想通过投机取巧弄到钱,于是跑到越南去豪赌,结果欠下巨额赌债。”江明说。
“原来是这样,这家伙在接受我们审讯的时候,丝毫没提到这些事情。”李斌说。
“他当然不会提到,因为这涉及到他的犯罪动机。要不是江队多个心眼,让民宿店老板配合了解情况,我们至今都不知道这些事。”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欠下巨额赌债而被黑社会威胁的樊柯,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多地弄到母亲的遗产,才能保命。而每年要还160万的话……”
谭勇掏出手机,用计算器算了一阵后,说:“需要将继承者的数量减少到七个人左右。也就是说,最少要杀掉两个人,每年得到的钱,才是16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分给‘合作者’的钱。”
“是啊,那个跟樊柯合作的人,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总不可能白干吧。把每年得到的钱全部拿给樊柯还赌债,他会愿意吗?”李斌说。
“只是前五年。”江明说,“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约定的。如果合作的基础是建立在感情上,那这个人完全可以做到,把前五年的钱全部用于给樊柯还债,后面十五年再共享其余的钱;但他们的合作如果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这个‘合作者’为了让自己也有收益,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掉更多的人,以获得更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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