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要经历过一些东西才会成长，与年龄无关。很早的时候父母就告诉过我，等你长大了就好了，就能像个大人一样保护爸爸妈妈了。年少的时候我曾问过那个关于长大的具体期限，他们的回答是有的孩子十七八岁就长大了，还有的二十几岁都还是个孩子呢。我具体什么时候成长成为他们眼里的大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并没有机会吃到自己十八岁成人礼的蛋糕。
那是那年深秋的最后几天，太阳炙烤着滚热的大地，庄稼早已催熟，北方的土地呈现出一片光秃秃的场景，空气里也满是干燥，呼吸上一口就会觉得浑身不适。中午时分，村里一部分人会拿上各自的碗筷出现在大家常聚集巷口的阴凉处，三三两两的一堆人，那是那个时段农村的特有场景，大家会习惯在饭时说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事。
下午是我和姐姐要去上学的日子，我们要赶上三点前到城里的那趟公交才能保证当天去学校的那个晚自习不会迟到。依照惯例下午两点钟午饭基本就结束了，那天是个例外，母亲在中午时分被人叫走，过去了两个小时都没有回来，姐姐已经和好了面，一直在等母亲回家下锅。一直不见动静，她便指挥我去村里寻下母亲，自己则起身准备去学校要带的东西。
电动车被骑走了，我只能用脚蹬那辆经久不动的老式自行车做工具去寻人，吱吱呀呀的响动使自己的情绪又多了几分烦躁。一个做母亲的再大的事能有孩子上学吃饭还重要吗？真不负责任，想着这些，就踏上了去寻母亲的那条土路。
村子巷口吃饭的大爷看到我就说了我母亲在村委大院的实情，他似乎早知道我出现的目的，所以找到母亲并没有耗费多少精力。
村委院子不大，也就能停四五辆车，平日里不会出现停满的情况，村里干部大都骑电动车过来上班，偶尔遇到上面来人也就会出现那么两三辆车，但那天为数不多的几个车位却停满了各款廉价的汽车，大一股庄严的气派感。
到村委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了里面喧哗吵闹的声音，其中夹杂的部分母亲微弱的对抗在那种激烈的氛围中则显得微不足道，院子到办公间的那一小段路这是我唯一可以收集到的信息。当我出现在那个房间的刹那，里面有了片刻的松懈，当然也只有片刻而已。母亲在看到我后便示意让我先出去，很显然大人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我只好怯怯的退出了门外，在离那个小房间不远的地方静静的品味着里面的喧嚣。
房子里面是除父亲以外的我们一大家子人，爷爷在两年前已经过世了，奶奶一直都与小叔一家生活在一起，现场除了他们三，还有我们叶氏本族我的一个叔叔，大家族里排行老五，与小叔一家关系不错，对爷爷也比较尊重，另一位是五叔的父亲，家族里余下不多的长者之一，也是爷爷的亲弟弟。其余两位一个是村长，还有一个是乡里面过来的领导，这是我从他们的对话中得出的结论。我至今对当时在场的各位耿耿于怀，他们见证了一位少年亲身经历其母受辱却无所作为的关键时刻。
父亲当时在隔壁村厂里上工没有回来，所以那次的家族会议他并没有参加。不止那次，我的很多时刻他都没在，第一次闹事被抓，学校的家长会，就连离家去很远的地方读书他都没有出现过一次，但我并没有怨过他，因为他缺席的日子里是在用自己的双手去赚钱养家的，他有在用自己的努力去经营自己脆弱的的家庭，他是我的骄傲，虽然老叶并没有给小叶很富足的生活，但在很多事情上老叶没有亏待过小叶。
屋子里讨论的话题是关于奶奶养老金的内容，养儿防老，天经地义，原本再正常不过中华传统美德。到了我们家反而出问题了。至今为止仍有部分我奶奶那边的亲戚说我父母都是不孝子孙的言论。
没错，我的母亲极力反对尽自己该尽的孝道。
原因有三：首先我奶奶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不需要麻烦儿女，因为爷爷去世后家里的十几亩地一直都在她的手上，春种秋收都是她自己在操劳，虽然浇地施肥等体力劳动都得让子女们义务劳动。第二每年地里的收入应该够她日常生活了，应该不需要额外补贴。第三，爷爷住院期间住院的治疗费用都是两个儿子出的，医保报销的费用却被奶奶攥在了手里。为此母亲没少在这件事上和父亲拌嘴。这些应该足够农村一个小老太太日常的生活开支。
奶奶的回应是钱不够花，她要抽烟，要打牌，要吃饭，要生存，要随礼，接着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小叔全程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一个劲的要求村长和乡里的领导拿主意，五叔他们则像个和事老式的左右逢源，见缝插针但略有偏袒。
我在门外的那一小段时间不止一次听到屋里的人略带正义式的大呼小叫，那种没有礼貌的嘶吼大都针对了那个中年妇女，大致意思是老人有自主能力不能作为儿女不尽义务的借口，不孝行径令人不齿，以后天打雷劈这类的污言秽语，一区领导，口才挺好，避重就轻，字字珠玑，还不带喘息。我当时知道那个外来人是某些局内人找来的，名义上是主持正义，实际就是来羞辱当事人的，事后他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反正对自己没有任何影响。
听到那个外来人的不齿言论，我当时有股想弄死他的冲动，没有谁能在自己母亲被他人侮辱的时候还会选择无动于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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