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盈利模式,腾讯、阿里早期都这么做过,千禧年时,腼腆的小马哥也是夹着公文包穿梭在深圳大街接外包的。我们的业务很快有了起色,流水逐步在增加,我们也总结了些基础的拓客方法、项目开发和维护的基础规范。
不过我个人的收入并没有太多的增加,我期待的是公司赶快做大。
不过,那个办公室距离我实在太远了,我每天需要倒公交2个小时才来到那个鬼地方。而他们几个成员则都住在附近,加上他们彼此又是前同事,越来越让我觉得自己这个创始人被疏远了。
有一天,我来到办公室刚坐下来,却发现口袋里的钱包不翼而飞。我思索了好久——在公交车上被盗了,因为办公室正处于偏远的城郊,治安有些糟糕。紧急时刻我依然想起了110。电话接通后,我们开始了相声表演。
“你的钱包是在哪里丢掉的呢?”电话那头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
“那你是在哪里下车的呢?”对方继续关心的问我
“在城阳。”
“哦,那你拨打城阳的那边的电话吧,这个不归我们管。”对方挂了电话。
我急切的寻找电话号码,然后拨打。
“请把案件情况描述下。”
“.......”我重复上一个电话里的故事。
“你是在哪里上的车呢?”
“在四方区。”
“哎呀,那不行,你得联系那个区的派出所,这个我们管不了的。”
我脑子嗡地——十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
我认为我需要将公司办公室地址换到市区了。同时这也会解决一些客户上门的问题,因为经常会遇到客户因我们的规模较小而担心合作风险的问题,而且办公室在崂山区,而许多潜在客户集中在主市区。于是我想到了迁移办公室,利用业余时间大概花费了一周时间,在距离我较近的市区找到了个不错的居民房,将办公室临时设立在那就可以增加客户的沟通效率。
作为团队的发起人,又是核心技术人员,我认为这个决定会理所应当地得到团队认可,至少其他合伙人应该尊重我的建议。
由于房源紧张,事不宜迟,我想先把房子给定下来,然后再去通知合伙人。租房定金交完后,我就急匆匆的钻到公交车直奔办公室,跟住在那边的团队碰头,通知这个决定。
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当我说出决定后,他们都耷拉着脑袋,抑或是欲言又止的瞥了一眼我。足足有几分钟无人表态,我知道,他们早已经站在一起了。不过,我依然给大家讲解迁移办公室的好处,良口苦心地告诉大家我们需要调整公司的发展方向,以便于扩大团队。
结果是不欢而散,我也根本没有考虑过意外的发生。
次日,我又给财务打了电话,“命令”她赶快将租金转过来。我本想着,我有足够大的力量来驱动团队按照我的想法,但是这次对方竟然用强硬的口吻拒绝了我。顿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事实。他们已经抱在一起,把我排除在外了。我独自一人在青岛的马路牙子上徘徊,脑子里闪现出一个“政变”的场景,大概有那么一秒钟,我竟然有了“恐惧”的感觉。
我知道我已经无法挽回这个局面,因为公司还没达到一定的量级,我选择了放弃。不过我觉得可以循着原来的运作方式,重新组建一个公司,至少可以先从接单开始。
阴历年春节已经临近,qd市南区的空气异常的湿冷,我和来青岛看望我的弟弟两个人拿了一大盒名片,开始沿街发放广告。从四方区一路晃悠到市南区,大部分门店都冷冷清清的,我几乎毫无收获。
那些天我有些憔悴,经常爬到嘉定山上转悠消遣。最终在除夕的那天,我收拾好寥寥的几件家当,和弟弟坐上了开往安阳老家的绿皮车。火车开的很慢,我和弟弟四目相对,却一路无言。
回想起这次短促的创业,除了有一点心得,更多的是反思到自己的不足。
我犯了许多的错误,首先在团队组建时,我并没提前做好项目规划;在为问题或决定进行讨论前,我也很少先在内心定下答案。在团队成员职能划分上,仓促将财政大权交给了一个自己并没有过多交往的人,而且这个团队是我们仅仅一面之缘,彼此没有足够的认知,就仓促的组成了。在股权的划分上还采用典型的平均分,而且不管来自何方一律封为“股东”。在没有足够实力或领导力的情况下,我竟然还自我安慰,“臆想”对方或许会如何如何。
此外,我还发现有恋人关系的人通常会在决策时,严重依赖于另一半,尤其是女性合伙人。如果合伙人恋爱了或者结了婚,那么一定要判断下他(她)能否独立思考,如果总是受另外人影响,那么应该放弃合作,至少应从重大决策会议里踢出该人。
最重要的是,作为创始人,你必须足够的主动,主动地布局,主动地快速地决定一些事情,对于重要的决策应事先内定于心,甚至有些决定应抱着让团队听听结果而已的态度。这样子可以帮助创始人专注于重要的事情,避免相当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减少一些琐碎的、毫无价值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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