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4年，柴荣有一天临朝时对宰相们说：“朕经常思考如何达到大治，始终得不到要领，这甚至影响了我的睡觉吃饭。而周边的吴地（南唐）、蜀地、幽州、并州隔断了我的政令，土地也不能统一，那里的百姓听不到我朝的声音，现请大臣们发表高见，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开边策》各一篇，朕将一一阅览。”
朝廷遴选了徐台符等二十名文学之士出谋划策，撰写策文。当时，这些文士大多不主张用武力，认为应以文治为先。只有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比部郎中王朴四人提出武力用兵之策。
比部郎中王朴提出了先攻取江淮的策略，他的策文先分析形势：“中原朝廷丧失吴地、蜀地、幽州、并州，都是由于丢掉治国之道。要首先搞清楚丢失土地的原因，才能找到破解之策。当初中原朝廷开始丢失国土时，都是因为君主昏庸、臣子奸邪，军队骄横、百姓穷困，奸人乱党充斥朝堂，强将武夫在外面横行霸道，这些弊端由小变大，最终酿成祸端。”
“如今要收复失地，就要反其道而行之，重用贤人、布施恩泽，奖赏功劳、惩罚罪过，革除奢侈、减少赋税，鼓励生产、富足百姓。等到群贤毕至，政事理顺，财库充足，士民归附，然后再起兵，则千秋功业没有不成功的！对方的百姓看到我方有取胜的形势，必定会有人愿意为我们当内应和向导，如果民心已归附我方，那么天意也必然会顺从了。”
王朴接着又提出了用兵之策：“大凡进攻夺取的方法，必定先从容易的地方下手。南唐与我们相接的国境将近两千里，这地势很容易骚扰对方。骚扰时应当从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他防备东面我就骚扰西面，他若防备西面我就骚扰东面，对方必定东奔西走的救援。在东奔西走之间，就可以探知对方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
“当不需要大举进攻时，就暂且用小股军队骚扰，由于南方人生性懦弱胆小，即便有小的警报，也必定出动军队救援。而军队这样频繁出动就会使百姓疲劳而财物耗竭，如果对方不出动大批军队救援，我们就可以乘对方兵力空虚而夺取土地。采取这样的方式，长江以北各州将全部被我方占有。”
“既得长江以北，就可利用他们的百姓人力，实行我们的治理方法，长江以南也就容易夺取了。取得江南后，那么岭南、巴蜀之地就可以传檄文而平定。南方既已平定，北方的燕地必定望风披靡归附中原。倘若它不归顺，就调动军队进攻。只有河东之地的北汉是必然要拼死一战的敌人，没法用恩惠信义诱导，应当用强大的军队制服。”
“但北汉自从高平失败以后，国力空虚、士气沮丧，必定没能力再挑起祸患，应该暂且放在以后谋取。等待天下已经平定，然后再择机一举消灭。如今我国的军士精干，武器齐全，军将愿意为国效力，现在要积蓄粮草充实边疆。”
王朴的这篇策文影响力空前，在后世也时时被人提起。柴荣对王朴的策文很感兴趣，主动与他商讨天下事，二人很谈得来。
王朴也因献《开边策》，由比部郎中升任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同年，又改任左散骑常侍、端明殿学士，成为柴荣身边的重要谋臣。
……
有了武备，又有了文策，柴荣开始大力开拓疆土。当时，诸侯割据遍天下：
北方：北汉、契丹辽国；
南方：南唐、南平、南楚、吴越、南汉国；
西方：蜀国。
柴荣决定按照《开边策》，先攻南后取北，首先要稳定北方。
当时，北汉之主刘崇忧愤成疾，得病死了，在位4年。他的次子刘承钧继位，改名刘钧，并向辽国报丧。
契丹主册封刘承钧为汉帝，呼他为“儿皇帝”，刘承钧继续效仿前辈石敬瑭，甘愿与契丹联合在一起，共同对付强敌后周。
柴荣也积极备战，派许州节度使王彦超、曹州节度使韩通，率领军卒及民夫，疏浚河北深州、冀州之间绵延几百里的的胡卢河，使河道变深，便于向北方运动粮食和军队器械。
周军还大堰口沿河修建城垒，派重兵戍守，以河流的天然屏障阻止契丹骑兵的随意入侵，北方也因此保持了几年的总体稳定。
……
南方与后周土地接壤的，主要是后蜀、南唐，但到底是先打后蜀还是先打南唐，柴荣还没定夺。
此时的后蜀国主是孟昶，此人生性懦弱，喜欢游山玩水不务正业，他的江山是从父亲孟知祥传下来的。
但孟知祥是兢兢业业的人，他是晋王李克用的侄女婿。当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建立后唐国，派兵征讨王建创立的前蜀国，夺得蜀地，任命孟知祥担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但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后来被拥立为帝，取代了李存勖。孟知祥也随后占据蜀地称王，建立后蜀国。但孟知祥在位七个月就死了，儿子孟昶继任国主。
柴荣召集群臣讨论，宰相说：“后蜀国长期远离战争，国富民丰，且有蜀道山川之险阻隔，不容易被夺取。但秦州（甘肃秦安北）、阶州（甘肃武都东南）、成州（甘肃成县）、凤州（陕西凤县），原来就是中原土地，百姓也心向中原，可以先攻取此四地，阻断西蜀与我周朝的屏障。”
柴荣采纳此建设，诏令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即向拱）为统帅，带领凤翔节度使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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