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完大清两大势力的情况后，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让徐杰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为了更好的应对回国后可能存在各种问题，徐杰迫切需要制定一个且适合性的行动计划。从目前来看，北洋对新式战舰还是很渴望的。于是，徐杰决定以此为突破点，寻找破解问题的办法。
自己回到国后，一定有机会与张佩纶或者北洋舰队高层见面。而见面后必然会探讨如今东亚海上安全的问题。想到这里，徐杰在纸上写下了北洋和日本联合舰队这两个词。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无论是张佩纶或者是刘步蟾对这个形式都会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自己的资料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即使吉野等少数几条战舰还未开工，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两人对总体情况的判断。因此两人应该会相信自己说的话。况且，张佩纶经历过备战不利造成的失败，所以他绝对不会掉以轻心。刘步蟾是科班出生的海军军官，对此也绝对不会漠视，相反，历史上当刘步蟾得知清廷停购舰船的时候，就曾质问过李鸿章，如果海上有事，北洋怎么办？由此可知，这位北洋之“实际提督”虽然做事有些跋扈。。但是就他的远见能力和风骨还是绝对当的起民族英雄这4个字的。而仅仅刘步蟾和张佩纶震惊担心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李鸿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才是关键！！想到这里，徐杰又在纸上写下了李鸿章三个字。。…。
要说李鸿章对日本和北洋自身实力是否有个清楚的认识？答案是肯定的。早在光绪8年，（1882年）肩负北洋海军建设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朝廷奏报：“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早在此时，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必为中国的心腹大患。而随着日本海军扩军步伐的加速，李鸿章一直有比较正确的判断，即使当时清廷上下陶醉于定镇两舰的强大之时，这位晚晴政治第一人依然对局势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例如：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这是甲午之战的前一年，李鸿章在给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的信中。表示日本海军的实力实在我军之上，他说：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由此可见。这位北洋大臣是非常清楚双方一旦开战北洋是没有胜算的。所以，在甲午时期他选择倾向于各国调停也罢，要求北洋舰队保存实力也好都是无奈之举。打肯定打不过。那就想办法不打，或者尽可能的避免舰队交战。谁知，淮军各部的**和软弱远远超出了老李的估计，北洋舰队连在军港中都无法幸免。精英十多年的旅顺威海要塞相继陷落。北洋舰队会飞湮灭。摊上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朝廷，和一个拿军费办大寿的老佛爷，再加上一个从根子上已经烂掉的封建制度。神也没办法。。…。
所以，如何从根本上打动李鸿章，让他能在军费问题上强硬起来，这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而如何打动呢？除了详细说明一旦战败后淮系的没落和他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的毁灭。徐杰在考虑之后。决定再加点料！！历史上，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后，世人和朝廷的评价直接将这位中兴名臣，洋务干将直接打成了汉奸卖国贼，民间甚至以骂李鸿章为时髦，“刘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类似的言论比比皆是。而朝廷上呢？一个叫安维峻的御史听信谣言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就说因为他“通日主和，跋扈不臣”，而其之所以不愿与日本作战的原因，是由于担心自己“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驻日公使任上，曾纳日女田中桂子为妾，这位安御史在奏疏中乃径书一笔，“李经方乃倭贼之婿”！最后他献上了破日的秘计：如果宣布李鸿章之罪，明正典刑，布告天下，“倭贼有不破灭”，皇上您直接砍我的头就是！这种几乎没啥依据加上自己脑补的言论在当时的朝廷上却十分的有市场。当然，还是有人对老李有较为正确的看法的。梁启超一句话问得甚好：把这些高谈阔论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结局又将如何？”（虽说李鸿章在新疆和越南问题上有错误，但是说实话，就甲午那个烂摊子，放谁上去都那样。不会比老李干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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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能说老李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责任，但是就因为他签了条约就直接把罪责全推他身上显然有失公允。老李建海军要钱，上面不给。而签署条约时，又不是他自己说了算。充其量老李只不过有错误人但是被人选出来当替罪羊而已。尤其是在海军经费上，老李着实愿望。根据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记载，老翁受光绪帝的委托去天津质问李鸿章。“翁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指管理财政的大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指御史言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可见老李对此事怨念之深啊。
所以根据自己了解的史料来看如果自己能让老李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老李还是有可能放弃自己走了一辈子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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