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想出“女人社”这个主意时, 我以为这件事最大的阻碍将是母亲或后来的皇帝的猜疑，直到女人社建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不单是外部的猜疑, 社团内部的凝结亦至关重要。幸而我身边的女人大多都是聪明人，无论是阿欢、崔明德、婉儿，或是裴兰生、宋佛佑、贺娄、徐真如海, 又或是女人社中更不起眼的那些, 也无论我们身份高低、脾气缓急，大伙都能保持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诸事虽未必能做到完美无缺, 一切却也还都过得去。
可是赵国夫人却打破了这种局面。
她必然参与了针对守礼的密谋。若说最早时我还有所怀疑，眼下她的种种表现, 却已证实了李旦的说法。然而我并不能得到任何实在的证据。
从十一月直至二月, 无论是社员们半自发的监察，还是我自己派人搜集的证据, 乃至奉天局的人的情报，至多都只能证明赵国夫人与李旦来往密切, 同时对我和阿欢深怀不满——这不满便如李旦所说，并非肇始于和亲, 而是更早之前, 在母亲大肆屠戮李氏宗室，诸李氏女被削去宗室名分，而我却越来越受到母亲的恩宠，甚而可算是“权倾朝野”时便已萌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赵国夫人对李氏的忠诚，更甚于我对李氏的忠诚。她所信奉的东西，与我自幼所受到的教育，也截然不同。
可是这并不能证明，她真的违反了我所亲手设立的社规，毕竟社规规定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见。
我固然可以随便寻个借口，将她驱逐出社。阿欢与崔明德都曾给过我许多这方面的“指点”，我自己也非毫无经验。可是若是这样，我便开了一个构陷的先河，若是这样的例子在一开始便被承认且默许，日后同样的事只怕也会有了依据。而今日是赵国夫人真的曾陷害过我，只不过没有找到证据，日后若是我或者一社之长有任何疑心或私心，是不是也可借用同样的手段排除异己？若真是如此，则我们恐怕要重新思量女人社设立之时的初衷——这社团将会是我一人之社，今后则为我之继任者一家之社，还是如我最早所想的，帮助内宫、外朝，乃至庙堂之外的天下山野妇女的社团？
程序正义或是结果正义，这个话题在前世的社交媒体上被讨论过千万遍，简直可以说是“烂大街”了，我自然也不能免俗地看过许多相关讨论，对两边的立场和理由都有所了解，可当这问题真正摆在我面前时，我却依旧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纵容赵国夫人，会削减我自己的权威，日后我在女人社中的影响必然由此下降，心怀不轨者受此鼓舞，恐亦将存侥幸之心。强行驱逐，则如前所说，将破坏起社之初衷。
我当然也可以留着她在社中，再寻别的手段报复，但一则我并未到只手遮天的地步，二则她一日还是社中成员，我们便对她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何况社规中亦规定，不得以卑劣手段对付同社中人。
许多年前我曾怨过母亲，怪她不肯因为我而处置贺兰敏之，现在我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方才知道母亲那时候的心情。政治这件事，所考虑的绝非眼前，还有长远的以后，个人的好恶也绝不该成为政治的标准，利益才是唯一的风向标——只是要看是谁的利益，又是什么时候的利益。
整整三日中，我一有闲暇，便独自坐在书房，想着女人社前前后后的许多问题，不愿也不能咨询任何人，三日之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邀请崔明德来家中，郑郑重重地问她：“二娘以为，女人社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社团？”
崔明德想必已知我的心事，看了我一眼，反问：“这社团是二娘所倡议设立，二娘自己，期望女人社会是怎样的社团？”
她面上没有太多表情，可不知为何，我竟觉得她对我是有所期待的，想了一想，笑着道：“自然是为天下女人谋福利。”
崔明德便笑起来：“当今陛下是女人，太子妃是女人，太子韦良娣是女人，公主是女人，我是女人，宫中仆役侍儿多是女人，连市集上贩卖的那些胡婢、矮婢也都是女人，这些人的所求各不一致，二娘到底想为其中的谁谋福利呢？”
这话我会答，虽然答出来的话曾是前世的我所厌恶的空洞而无意义的官方话语：“那就是为大周国土之上，最广大的女人群众的利益罢。”
崔明德轻轻一笑：“大周国土之上，最广大的女人群众，可不是你或我这样的人。”
我认真地看着她，微微颔首：“最广大的女人群众，当是最底层的那些人，纺织为业、操持家计、生养儿女，在外既无地位，在家又非家主，为家里干着活，受着累，却不被家中所认可，丈夫可以随意打骂，办事要让男子跑腿，因为她们既没有耕田的本事，体力上又不及人家——我愿女人社是为这些人谋利益，而不是为王侯将相家的富贵女子。当然，为这些人谋利益，亦是为我们这些女人争地位。而我们这些人若有了地位，也不可忘了下面那些人。舟无水不可行，水亦须舟为传载，舟水相依，方是最好的。”
崔明德挑眉看我：“所以？”
我早已想好许多话，也不必和她绕弯：“所以我想重开慈善堂，交予女人社管理——不是交给某一个人，是交给社中作为公产，我自己出一百顷土地，作为善堂资用，旁人或有心，出上一贯两贯，或是不出钱，只出力，都可以，善堂的目的，是将在全国之内设立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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