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良大规模地进行人口统计，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弹，就是因为在汉代，人口核查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户口典章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每年农历八月，各郡、县都要核对户籍，进行人口统计。
金良重视人口，是因为人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富国”、“强兵”都离不开人力资源，所以必须掌握本国的人口状况。
以前的刘汉朝廷之所以年年搞人口核查，跟当时赋税与徭役制度是分不开。金良当政之前，直接以纳税人为课征对象的“人头税”曾经是刘汉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此外，百姓还须无偿承担各种徭役，在这种赋役制度下，人口核查就成为政府财政、税收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汉代课征的“人头税”主要有“口赋”与“算赋”。“口赋”是对七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征收的一种税，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作为皇室收入。当时，为了推行国家的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算赋对商人、十五岁至三十岁的未婚女子、以及奴婢均有加重征收的规定；对孕妇、产妇、以及有年过八旬老人的家庭则有免征规定。此外，汉代规定百姓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均有服徭役的义务，徭役的种类主要包括道：适龄男丁一生中须到国都服兵役一年，称为“正卒”；到边塞戍守一年，称为“戍卒”；每年在所在郡县服劳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不能服徭役者，须缴纳代役金，称为“更赋”。
在这种赋役制度之下，人口的数量、性别、年龄、职业、社会身份以及婚姻、生育等情况直接关系到“人头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征派，只有准确掌握人口动态信息才能确定百姓应承担的赋役义务和应享受的税收政策，人口核查成为实施这种赋役制度的前提条件。
《汉书萧何传》记载，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先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图书收缴上来了，所以刘邦知道此时的人口已由原3000万降到1300万左右。
西汉末年，战乱和天灾使人口从6000万降至2100万。这2100万的数字是经过东汉对户口调查得来的。
东汉对户口调查，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东汉时的户口调查称为“案比”，即案验、比较，常常在每年8月举行，同时，宫廷还会派人来“算人”，就是朝廷派人挑选少女入宫，凡是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如果姿色端丽的就可以入宫选妃子，像太后何莲当年就是这样选入宫里的。
东汉每年的户口调查规模也是非常之大，从县到乡，上至80岁老人，下到6岁以下孩童，都要一一进行调查。东汉户口调查的内容也很细，连身高、相貌都要调查。
因为东汉重视人口管理，所以人口数量比之前增长不少，桓帝永寿三年有口56486856，是史籍记载的东汉最高人口记录。
虽然经过了几年的黄巾暴乱和大规模的瘟疫，但人口基数在那里，同时还有很多世家大族隐瞒人口，金良现在粗略估算，大概整个大汉的总人口还是在五千万左右。
人口普查完毕后，有一个新问题产生了。
金良就发现凭空多出了许多没有田地急待中央军给他们分配田地的人口。
金良让人仔细盘问，方才得知，这都是世家大族为了减轻自己负担，放出来的一些奴仆和佃农。
几个月前，金良扫平了五州世家叛军后，挟此大胜，理直气壮地把剩下那些世家大族非法占据未曾造册的田地全都收了上来这些世家大族蓄养了很多奴仆和甘愿卖身的佃农，收留隐匿的人口实在太多，而多余的田地被金良非常理直气壮地拿走了，这样一来，世家大族们就发现，之前那些不甘心卖身屈服他们的自耕农从中央军那里分得的田地，比自家的人均田亩还要多些，甚至还要好些。
在金良执政之前，世家大族都逃避田赋、商税，但因为金良的铁腕镇压，残余的世家大族虽然是叛乱世家大族的十余倍，却都被几十万中央军的铁血给慑服了，他们不敢再重蹈郑泰等世家的覆辙，乖乖地答应缴纳一亩二斗的田赋，这跟自耕农缴纳的田赋是一样的这一亩两斗的田赋便加在那些佃农头上，本来一亩地收成大概能有四十斗，多交两斗也没有什么所谓，但现在可以交给佃农耕种的田亩短缺了，耕种得少了，世家地主又要多的分成，搞得那些佃农都在拿自己的处境跟外面自由得只用缴纳一亩地两斗粮食的自耕农相比，心里非常不平衡现在这世道变了，卖身为世家奴反倒不如以前做自耕农，很多佃农奴仆都纷纷逃离世家的庄园。
世家大族们看到这样的形势万般无奈，便按照中央军均分田地的标准，分给下面佃农每人十亩地租种减免了额外增加的两斗赋税，那一亩两斗的赋税便从自己向佃农原来征收的粮食里扣除，当然这样分下去，还有相当一部分佃农没有分到田地，这些世家大族便把这些佃农赶走，让他们去找中央军要田地。
人口大普查过去了，聚在中央军驻地前面的被世家大族遣散的佃农们拖家带口总有四五十万人之多。
金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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