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以说是此次会议的重头戏之一，但这方面的提案应该很多，而陆政东的这个提案虽然也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但是却属于比较冷僻：能源安全。
一九九九年，世界范围内石油曾有一次大涨价，但陆政东当时发现，整个经济学家阵营中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能源（石油）问题，而在能源专家领域，几乎没有人分析过石油涨价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而且即便是到了今年，这方面也没有有重量级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方面的看法，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对于经济发展的总量和对能源的需求会高速增长依然没有一个底，这样的情况在两三年之后，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和汽车逐渐进入居民生活中就一下凸显出来，而那时候举国上下才会愕然发现这个问题，突然发现了能源问题的重要性，举国上下急欲找出一个安全、稳定的能源供应办法。
但陆政东也知道在国内对于某个问题的热衷，有时候会有适得其反的情况，那就是喜欢一哄而上，即对于该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有可能会出现泡沫化的倾向。
所以陆政东想在这一次会上提出来，把问题提得透彻些，以期避免一哄而上和最高决策层有更多的时间来筹划此事。
陆政东首先提出了和能源安全相对应的能源危机的问题，目前，国内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而钢铁基本能源消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十分之一，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
而国内的一大问题在于，能源的消耗速度在加快，而能源储备不足。据有关测算，一九八零年以来，国内的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百分之五，是世界平均增速的近三倍。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耗方式预测，在新世纪二是年代只有需要能源三十亿吨标准煤以上，而按专家的估计，国内煤炭剩余可采储量为不到一千亿吨，可供开采不足百年；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二十三亿吨，仅可供开采十四年；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六千亿左右立方米，可供开采不过三十余年。
而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这一客观事实，以及国际上一个相对平稳的国际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国内的经济增长在不短的一个时间内保持这样的高增长是可以预期的，那就意味着能源的需求会更大的巨大，而这样的测算还是比较保守的估算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即便是这样，能源储量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需求之间已经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而且这个缺口将越来越大。
当然这样的测算只是数学意义上的测算。从经济学角度讲，是在用今天的技术眼光规划未来，用静态的眼光估算动态的发展。因而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由于边际替代率的作用规律。技术进步有可能导致新能源的出现，以及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因而未来的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
但不管怎么样，这样的情况不能不引起重视，能源危机不仅表现在能源消费的总量水平上，还体现在能源结构的变化上。国内的能源以煤为主，然而，近年来。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同其他进入工业化起飞的国家一样，出现了逐步上升趋势，从一九九零年的将近十七，而到去年已经上升到二十四，而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国内汽车的保有量将会出现井喷式增长，那对石油需求的增长同样会出现井喷式增长。
即便不把这计算在内，就按照之前五年的净进口增长速度推算，五年后国内的石油净进口就将突破五亿吨。
如果从这方面看。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国内能源供应危机都难以避免。
但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如此。国内能源危机的本质并不在于供应增长不快，而在于需求太高，能源消耗效率极低。
这主要体现在国内产品能耗高。国内主要用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四分之一到一倍，平均下来也高出近四成左右。国内企业主要耗能产品的单耗，落后的与先进的相差一到四倍。
二是产值能耗高。国内的产值能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国内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零点三点六美元，而日本为五点六美元，即便是国人一向都不怎么重视的印度其标准煤的利用率也比国内高一倍，而世界平均值为一点八美元左右，从中可以看出在这方面的差距有多大。
能源需求高、消费效率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有人指责企业非理性、浪费性地使用能源。其实，这是表面现象，背后的原因则在于中国长期的能源低价战略和能源管制体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事大量非比较优势产业的国有企业生存能力极低，因此需要低价的能源供应，才能生存和维持下去，而要维持能源的低价供应，除非政府实施严格的管制，所以，国内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内生性地形成了能源的强管制以及能源的低价格。这一体制本来应该随着改革而改变，然而，能源管制以及低价战略在改革开放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仍然一直保持着它的惯性，价格机制的作用在能源领域不明显，传导滞后乃至失灵。
例如电力，虽然现在已经启动了亚洲金融危机三年不新增电厂的禁令，电力发展将会迎来一个高峰，但随着而来的经济发展会推高煤炭的价格，电力的价格如果不实行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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