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松江和苏州等地的清欠已经到了一个尾声，清欠所得的赋税数目堪称惊人数字，这要在从前，那定然是笔可观收入，足以缓解定武朝廷眼下的财政危机。然而，如今是乱世，金银之物显然不比粮食来得重要。乱世藏金，盛世藏玉，这是古人避乱保身之哲理，可在明清之交，这道理未免有些不适用。
万历以后，边患并非大明亡国主要原因，而在流寇农民起事。农民之所以奋而抗争，却是因为天灾使得他们没有可以果腹的食物。为了求活，他们揭杆而起造了大明的反，直至将大明朝推翻在地。汉人的农民，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劳，也最听话的一个群体，不到绝境，哪怕每天吃糠咽菜，能够勉强不死，他们都不会造反。逆来顺受，可以说是汉人农民的最典型写照。然而，他们还是起来造反了，因为他们实在是活不下去，卖儿卖女都活不下去。
农民造反，明朝自然要镇压，但除了镇压还有一个手段能够瓦解帝国的危机，那就是有效赈灾。只可惜，明朝也没有粮食，有钱都买不到粮食，况且那钱都收不上来。清朝入关后大规模屠城，不仅仅是要威摄汉人，让他们不要反抗，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也没粮食。想要不重蹈明朝的覆辙，减少人口是唯一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粮食去了哪里，周士相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天灾肯定不是最关键的原因。再大的灾难，也不可能同时遍及全国，事实上明末的天灾一直集中在西北地区，中原、江南几乎没有波及，或者说严寒的气候还不足以摧毁这些地方的生产，只能减产，当地的百姓依旧可以活下去。但为何中原之地却变得那么残破，成为重灾区，在周士相看来，这是因为农民军和明军不断来回祸害所致。
没有根据地的农民军要活，要粮食，只有从其他百姓手中抢。他们要壮大队伍，必须得裹挟青壮，百姓家中没了青壮，生产就会停滞，来来回回不消几次，再富庶再稳定的地方也会成为灾区，结果就是恶果循环，一地接一地的残破。而身为官军的明军，兵不如匪，自然也是加重灾难的推手。
低效的明朝政府和庞大的士绅阶层也是摧毁明朝的关键原因，前者皇权不下乡，导致政府运转十分低下，征收到的赋税和能用下去的少之又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崇祯皇帝面对的局面，也正应了那句俗语——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想要有所作为，就是与民争利，叫官员们捐款，都无人响应，这事情就没法做了。士绅阶层坐拥良田，却不肯将钱粮拿出，最后只能被农民起义的大潮吞噬。更可笑的是，一些官员竟然能够说出你们为何不老老实实在家等死，偏要出来造朝廷反的话。这话，是人话？
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
......
江南，经济极度发达，可是明朝却很难从中获益，并且江南自身有一个很大的致命缺点在，那就是经济越发达，就越没有粮食。这个结果就导致北方大乱之时，明朝的钱袋子却不能替朝廷发挥一点作用。便是江南的士绅识大体，顾大局，该交朝廷的钱一分不少，崇祯皇帝也没法解决蜂火四起的北地。因为银子买到东西，才叫钱，买不到东西，不过是块金属而矣。汪洋洪水之中，是身上有窝头的人能在树上活下去，还是有钱的人能活下去呢。
周士相从来不是一个坐在家里就拍脑门决定事情的人，他需要钱来解决现在的财政问题，但他比朝堂上的官员们看得更清楚，也抓住了明末问题的本质所在，那就是粮食才能决定一切。为了获得粮食，自起兵起来，周士相就在着手恢复生产，甚至于发兵安南。
有了粮食，人饿不死，才能谈其他。没有粮食，光有一堆金银，又有什么用。
光复南都，占领江南以后，周士相顶着压力进行清欠，自然不是他财迷心窍，而是他要解决问题，解决一个积弊两百年来的大问题——有钱的同时也得有粮食。如那些士绅所言，贼秀才这是穷疯了，想学李自成，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只是二者的目的不同。清欠的本质是为了打击江南士绅，瓦解他们的特权，削弱他们对地方的影响力，而不是为了他们口袋中的银子铜钱。
清欠也只是一个开始，并非结束。清欠的目的达到，那必然就要“建村设乡”。解决效率低下的行政运行体系，让皇权下乡，对地方实行有效动员，无疑就是“建村设乡”的本质所在。周士相来松江，便是为“建村设乡”坐镇，亲自监督来的。松江是江南开展“建村设乡”的第一个府，松江干好了，做出成绩来了，其它地方也就水到渠成了。
“建村设乡”的下一步自然是大力生产，用广东的办法来整合田地，进行集中有效的耕作，类似于“屯田”模式，只不过并非由军队来完成，而是由被彻底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力的乡村自行完成。这中间，士绅阶层被抛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太平军的伤残及退役人员，由这些太平军出身的乡长、村长们执行从齐王府发出的每一道命令，并且落实并督促。层层环环，将所有人置于一个集体之中，动则全动，静则全静。
来松江的第一天，周士相还秉承着来之前的想法，就是削弱松江的纺织业，恢复耕地，成为一个大粮仓。他划了一个红线，粮食重于一切。正如他前世，哪怕经济体量已经巨大无比，可耕地的红线却一点也不能动。无论社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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