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王书辉来看的话，明朝末年的紫禁城，要比现代社会里的故宫更加原汁原味一点儿。
这是肯定的。
明朝灭亡之后，先是李自成，这个蜕变成封建军阀的造反者占据了北京。之后，又是处于游牧文明阶段的，半奴隶制的满清蛮族盘踞紫禁城。再之后，就有了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和日寇的野蛮破坏。等到了新中国建立的时候，紫禁城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历史遗迹了。
王书辉去过几次北京。但故宫这个地方，他只去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想去了。在他看来，故宫里面到处是要钱的所在不说，游人简直比蚊子还多。他那次去故宫，花了一上午的功夫，除了看人以外，基本也没看到什么别的东西。
更主要的是，因为客流量过于巨大，故宫里面像个建筑工地一样，到处是在进行修缮缝补的施工现场。巨多的游人和随处可见的脚手架之类的东西，给王书辉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印象。
这是完全没办法的事情。
一个建筑物，它要是失去了本身的功能，完全的变成了一个供人游赏玩乐的地方，味道肯定要变了。但是，对于这一点，王书辉却不像很多人那样，吵吵着什么文物保护啊，什么以旧补救啊之类的各种矫情。
他倒是觉得，这些代表着封建皇权的东西，可以被普罗大众们那样随意的践踏。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进步的表现。
当然了，在明末这个时空里，在目前的阶段，王书辉的想法，还不足以让紫禁城改变它的功能。紫禁城在公元1621年年末，仍旧是大明帝国的心脏。它仍旧代表着，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大明皇帝陛下的至高无上。
正在和司马峰会面的王书辉，虽然嘴里说着皇权，但是他心里对于皇权是非常的鄙夷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几千里之外的紫禁城里经历了一场和他有关的讨论。
当然了，就是他知道了，他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王书辉给司马峰出的主意，就是利用皇权对抗族权。说起来，在封建社会里，实际上皇权和族权确实是存在着巨大冲突的。
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两者在意识形态上，对于儒家的思想lún_lǐ是共享共尊的。
皇权和族权的对抗，完全是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嘉靖年间开始，明政府就开始逐渐的动摇海禁。到了隆庆年间，明王朝更是在事实上彻底的废除了海禁。
海禁的废除，极大的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工商业的发展。但是，明政府在江南繁荣的经济上，却没有获得任何的利益。
根据《白银帝国》一书里介绍，明王朝到了万历年间，已经发展到几乎“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朝廷想要加征农税，东林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一点儿也不会反对。因为他们有功名，可以免税，农税收不到他们头上。可是，一旦涉及到征收商税，官员们立即就像被踩了猫尾巴一样跳起来，发动大规模的抵制活动。
万历皇帝时期，为了反对皇帝征收矿山开采的税收，反对他派到各地收税的矿监税使。东林党人表现相当的恶心。
东林党麾下的各级官员不断上书掀起政争，和皇帝对抗。在东林党领袖、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李三才上的《请停矿税疏》中，他直接质问万历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
东林党二号人物叶向高，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说了不少什么，“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之类的话。
可是事实上，根据史料记载，仗义执言劝皇帝不要“爱珠玉”的李三才，他本人实际上是大运河重要枢纽，北京通州地区的商人的总头目。其家产多达470万两白银，相当于天启年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而对皇帝说什么“不言利，只言义”的叶向高，家产一样有百万两白银之巨。
另一方面，根据史料记载，明朝后期，商业繁荣的浙江金华县，一年的商税不超过七两银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把持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明朝文官集团，出于家族利益的关系，和代表国家的皇帝，有着多么巨大的利益冲突了。
不过，像司马峰家族那样的小吏出身的家族，自然不会像东林党一样，通过把持朝政具备了能够和皇权抗衡的能力。
在明朝末年这个封建农业社会里，皇权的力量是司马峰家族所无法抗拒的。
王书辉给司马峰开的这个，用皇权治族权的药方，让司马峰恍然大悟。他可是知道，作为郡主仪宾的王书辉，和南北两京的内廷之间的关系，可是相当的深厚的。
正当司马峰心里想着，要来一次大出血，拿出真金白银来通过王书辉搭上内廷的关系的时候。王书辉发话了，
“司马，你也不要以为我要借着这个机会扒你的皮。我是不缺钱的，我们复兴会也不缺你那点儿钱。”
王书辉这话，司马峰倒是认同。复兴会随便一个工厂的利润，就比整个枝江商盟的工厂赚的还多。
按照枝江商盟的那些工厂目前的生产能力，整个枝江商盟，最多也就是供给枝江县附近几个府县的市场。而其他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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