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胡宗南、郑介民等人的参与，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了原定十八人，达到二十余人。
而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显愤懑，也极为酸楚地说到：“我们只要想一想早些年的日子，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国民革命的前途黯淡，我们大家都随时要上战场，随时可能会送命。那时要我们命的，到了今天竟然成了我们的长官、做我们的老爷的那些人。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
这番话语，回顾了那个热血的黄埔时期，它极大地打动了这些青年的心。而接下去的鼓动，不仅有激情、有青年意气，而且还多了许多的派系痕迹以及权力色彩：
“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校长的人，不仅在广州，也在南京。校长现在难啊……一旦校长下野，试问除我黄埔学生，又有谁可以济时解难、挽时局于困蹇？试问，一旦校长下野，难道我们能听命汪精卫、孙科、冯玉祥？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倘若我们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被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是啊，在满洲危机、派系倾轧、**蔓延之外，还有“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
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内**阀权贵、外争大国地位呢！
也是在这次聚会上，滕杰再次提出，“以一人再邀一人之方式”，准备在九月下旬举行第三次聚餐会。
而今天是1931年九月八日，距九一八事变发生还有10天。
在北平的谭伯羽，借口需到沈阳兵工厂查看设备搬迁情况，让张学良下了一份请沈阳兵工厂予以配合的命令。毕竟谭伯羽是行政院长家的大公子，而且这一回所为又是公事，张学良自然乐的给这份面子。
于是同样在九月八日这天，范杰随着谭伯羽一起坐火车北上去沈阳。
路过山海关和锦州时候，范杰各留了2个人下来，他们留下来，一是为了将来接应范杰从沈阳回来，而也是负责搜集山海关与锦州各处的情报。
做事为虑胜，先虑败，范杰自认为是一个怕死的人，他为自己设计了几条退路，一是从海上坐轮船回上海，勒夫将会在近期将海河重工的远洋货轮洛杉矶号，开到沈阳来，到时范杰也可以坐轮船回上海和南京，毕竟美国的货轮相对还是安全一些，日本海军应该是没大胆到动美国货轮的程度吧？
二是从陆路回北平，到时战火蔓延，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在天津，山海关，锦州，盘锦，范杰都留了人，开始准备撤退路线，军火粮食以及各种物资需求。
第三天路就是最难的一条路了，一旦范杰在沈阳动作太大，被日本人特别的注意到，南下上海，或者西去北平的路都被堵死的艰难情况下，那么从西北绕道走内蒙，就成了最后的选择。这条路范杰，坐的后手不多，时间和人手都不够，但愿不会走到这条路上。范杰在心里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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