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他们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使他们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反动阶级中没好人，认为十九路军将领的抵抗，不过是为了欺骗士兵和民众。他们甚至断言，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根本上是沽名钓誉，是图利谋财，是为了“骗取”民族英雄的荣衔和民众的捐款,那时的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中国国情。
他们甚至硬说十九路军将领“丝毫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军在陆上的根据地”，说十九路军将领“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失败之后自动退却”，是在故意“牺牲十九路军士兵，使战争遭到失败！”（见1932年2月26日《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胜利？》）
临时中央领导人还指斥十九路军将领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抗日军阀”（张闻天《上海事变与中国的统治阶级》，《斗争》第3期，1932年2月9日），提出党的策略是“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号召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甚至认为“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张闻天《士兵的反日战争与我们的策略》，《斗争》第2期，1932年1月31日）。
甚至就在淞沪抗战激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此即赣州战役。赣州战役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如牵制了中央军陈诚第18军、第9师等，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
不得不承认，一二八事变期间红军的这些进攻，也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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