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八八章一二八?淞沪战（二十五）
这一次的蒋汪会面，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国民党政坛未来十数年的政治格局，蒋汪分分合合，也预示着这个国家民族命运的跌宕起伏。
范杰在关注着，酆悌在关注着，所有的黄埔系师生都在关注着，南京政坛的那些老狐狸们个个都在关注着，全国各地的军阀都在关注着，日本人在关注着，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都在关注着杭州的蒋汪会商。
1932年1月17日，蒋、汪会商成功，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
当天，蒋介石即复电留守南京的叶楚伧等人：“汪季新(汪兆铭，字季新)已来杭晤面，与弟同电胡、孙。请孙即来杭协商，并愿入京共支危局。”
蒋、汪在致孙科电中还表示将等候胡汉民来杭，即联袂入京，并要孙科再电胡汉民促驾。同时又致电胡汉民，请一同入京协助孙科及诸同志”。
1月18日上午，蒋、汪继续会商大局。蒋介石对汪精卫说道：“以孙科之愚，吾辈为总理计，必力为援手于陷阱之中，而置之袵席之上。至对于国家大局，吾辈已负诸肩上，尤当高瞻远瞩，深虑熟图。”
从蒋介石的口气中不难读出他此刻的心态：“国家大局”非负诸其身不可。
下午，孙科等抵达杭州，即赴烟霞洞会谈。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何应钦、张继、孔祥熙、邵元冲等。会议内容一直秘而不宣。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
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除继续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仍幻想汪精卫能支持孙科内阁，阻止蒋汪合流。汪精卫得胡复电后，一度“心中犹豫变计不行”。
蒋介石对此深表不满，叹道：“展堂不止自不来京，而且欲阻吾人入京，其处心积虑，必欲使国亡民困，不恤总理，且陷哲生。鬼计阴谋，昭然若揭。吾人不可为彼所惑，又何可与之同流而合污哉。”
为此，当蒋介石见汪精卫复胡汉民电稿有“拟不入京”之语后，立即将其改为“立候北来”。当晚，蒋介石临睡前再次叹气，对宋美龄说道：“哲生庸暗，季新狡猾，当此危局，余苟不力为支持，天下事尚可问乎？”
而此时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冯玉祥，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严重民族危机，深感国民党内部需要统一，同时自身处境也相当尴尬，冯系将领都害怕冯玉祥，都不敢也不愿再在他的麾下效力，冯玉祥其实在这个时候出路颇窘。
而蒋介石更是通过黄郛加紧联络冯玉祥。冯玉祥同黄郛关系密切，早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阵前倒戈，回师北京，即请黄郛出任摄政内阁总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后，冯玉祥到上海活动，寻找出路。据黄郛日记载，自1932年1月1日至5日，两人几乎天天宴谈，冯玉祥甚至两次借黄郛的寓所接见宾客。
在此期间，黄郛还同杨永泰商谈蒋冯间合作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相关办法。
面对新的局势和蒋介石的拉拢，冯玉祥暂时放弃了多年来坚持的反蒋主张，并向黄郛表示：“蒋与汪合作，我即与蒋合作，如不要汪，只是拉我，我不去也。我们应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救亡是不分彼此、不分党派的。谁不团结，谁不抗日，谁即没有救亡的资格。”
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并没有历史上说的那么不堪，汪精卫在这个时候已经数度提出自己的抗日主张，是党内有名的抗日分子。
且不说他，单说蒋介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对于张学良在东北采取的各种动作持默认的态度，但在对日交涉、坚守锦州等问题上，蒋介石对日态度明显较张学良强硬。
而对于蒋介石统治区域的腹心之地上海之安危，他也十分重视。
1931年10月初，日军在侵略东北之际，又派出陆战队开赴上海，试图威压胁迫国民政府。蒋介石闻讯后即发电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由此可见蒋介石武力保卫上海之决心，蒋介石还十分担心日军利用海上优势，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他为此在沿海地区调兵遣将，尽力加固沿海的防守力量。蒋介石就指示何应钦：将海军舰队集结于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同时敷设水雷及障碍物，以便制止敌舰之任意活动。
蒋介石命梁冠英部加强海州、盐阜、东台等沿海地区防务，又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其加强山东防务，防止日军乘虚而入。
蒋介石还急电武汉方面，要求其密切监视游弋于武汉九江江面的日本海军舰队：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
可见蒋介石消极抗日之语，大都是无稽之谈。
回说在广州的胡汉民，胡汉民对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深恶痛绝，只是此次被蒋介石扣押，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又一次食言，令胡汉民十分愤慨，但也无能为力。
气愤之余，胡汉民在19日同中山大学学生北上请愿团谈话时，公开宣布拒绝同蒋、汪合作。
他表示：“汉民自十七年入京，计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门一步。晨夕孜孜，未稍苟逸，不特志不伸，言不听，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蒋、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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