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点也能说明问题，众多历史记载都表明张献忠死后，他的几个亲信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率领的大西军余部，军纪极好。（这些记载之所以能存留，也在于满清重点是抹黑张献忠在四川时期，其他方面则相对疏漏）
这方面顾诚在《南明史》中就引用了大量史料，如大西军在1647年逃亡的过程中，进入遵义，“秋毫无犯”（九峰居士编辑《粤滇纪略》卷二《孙可望陷重庆》）；进入贵州，“所过民皆安堵”(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在云南“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后来出云南到四川、广西、湖广抗清，无论刘文秀、孙可望，还是李定国，其率领的明军军纪之好，绝不扰民，更是让百姓赞不绝口，史不绝书。
“定国智勇冠其曹，且严纪律，民皆安之。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也即军队经过地方，夜不宿民房，听说晚上要来，结果早晨起来一看，军队已经过去了，百姓连察觉都没有。)”（陈聂恒《边州闻见录》卷十《李定国》条。)
（李定国）“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至人争归之。”。（张怡《闻续笔》卷二。）
“是时，南府出川，嘉定袁、武二贼出走。余亦至彼讨令谕安家。南府者姓刘名文秀，张献忠余党也。反邪归正，不杀人，与孙可望等自立为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帅，以扶明为名，共事永历帝。”（《五马先生纪年》）
“刘文秀之入蜀也，善抚恤军士。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于是，重庆、叙州诸府县次第皆复。”（黄宗羲《永历纪年》。）”
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军纪之好甚至是连清人奴才都承认的事实：“壬辰（1652，顺治九年），可望略湖南，……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一于此，军法无赦。……楚人曰：孙、李二将有五伯之假仁假义、王莽之谦恭下士。而永历之为君，远过乎刘禅，近胜于弘光”（丁大任《永历纪事》，）
顾诚认为这是改变政策的结果，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改变政策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即便在张献忠时期，有过滥杀平民的命令，但其杀戮的规模也绝不可能太大，否则后面孙可望等人再改变政策，也不可能出现上述秋毫无犯，民皆安堵的记载。
道理很简单，如果士兵已经把滥杀平民当成习以为常之事，人人都如野兽一样毫无同情恻隐之心，整日以杀人为事，那么这种残暴就会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人的心性都会变得和**一样，一日不杀人恐怕就会手痒了。
暴力血腥就和毒品一样会上瘾，这已经被无数的犯罪心理学家研究并证明，当一群人已经把杀人当成家常便饭，要使他们突然改性，这决不是一纸命令能够做到的，一批从来就是冷酷无情，杀人如麻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就变成仁义之师？满清兽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尤其是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全线溃败，在朝不保夕的逃亡过程中，士气沮丧，前途渺茫，悲观失望乃至绝望是必然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已经习惯成天杀人的士兵，只会把愤怒郁闷加倍的发泄到沿途百姓之上。结果现在反而会严守军纪，”所过民皆安堵”，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就假设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这些人转了性子，严令约束好了。但问题是在逃亡的时候，这种约束究竟有多大的效力？将领恐怕讨好士兵还来不及，否则稍不如意，激起哗变，或者溃散，那只能更彻底完蛋。
所以说将领从上而下改变政策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对大西军的官兵来说，他们并没有如清廷奴才污蔑的那样在张献忠时期成日杀人，乃至把四川大部分人杀光云云。
张献忠个人自私残暴的政策下，对局部地区有过滥杀行为应当是事实，但其持续的时间和范围都有限，远不能和把杀人当成习惯的满清兽军相比。
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官兵还是良心未泯，还是保持了正常人应有的同情心宽容心。所以当孙可望等人改变政策的时候，虽然处在逃亡之中，其命令依旧很容易被士兵们执行下去。而后来在云南休整之后，联明抗清，更是成为军纪最严明，最爱护百姓的军队。
喜欢明末大枭雄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