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祭祖于道，并不是祭祀祖先，而是祭祀祖神，也就是保佑远行之人的神仙祖。相传祖是黄帝之子，名叫累祖，好远游，死于道路，故自秦汉以来，祀以为道神。对于这种祭祀活动，时人是非常看重的。刘琮虽不信，却也不加废止，毕竟许多事情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还未出荆州之境，船队方至夏口，刘琮便收到消息，陈登已于上月底病逝，心中不禁有些黯然。
陈元龙之才气与豪迈，纵横千古，在南宋豪放词作中多见引用其典故者，可惜降年夙陨，功业未遂。对于刘琮来说，颇为遗憾。他虽然并无绝对把握能延揽陈登，但他相信以陈登绝不是看不出大势之人。陈登死后广陵必为曹操派心腹之人镇守，虽然现在还不道是谁，但肯定会对淮河之战役造成很大影响。
不过这个消息并没有动摇刘琮的决心，若要自淮河用兵，则必先稳固淮河防线，若欲淮河防线稳固，则必取广陵郡。相信曹操也已对此非常重视，否则也不会任曹仁为徐州刺史，坐镇彭城了。
船队在夏口只停留了一日，便继续顺江而下，不数日便至春谷，转芜湖入潥江，过潥阳、阳羡后渡湖便到了吴县。
对于江东的治理，刘琮一直未曾松懈，所谓治则合，乱则分。非但江东如此，天下大势又何尝不是？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
在江东推行的新政，正是为了增强江东地区的凝聚力、向心力。
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江东的世家大族选择了合作，使得新政顺利推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百姓安居乐业，生产生活得以保障，社会自然便安定下来。在刘琮看来，汉王朝的统治秩序解体，是社会各方面矛盾激化的产物，所谓外戚专正、宦官弄权甚至董卓擅行废立都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还是严重的土地兼并加上天灾**，才使得太平道有了生存发展的土壤，最终酿成黄巾之乱。
正因为汉末社会矛盾激化，这其中既有门阀与寒门的争权夺利，也有土地问题引起的饥民、流民暴动，既有统治者内部的纷争也有门阀之间的斗争。当所有这些矛盾都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时，社会离心力滋长，统一的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各地域的**性突显出来，地理上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出来，从而使得天下呈现出分裂的局面。
对于刘琮而言，吞并江东和益州，不仅仅意味着地盘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军队的增加，还意味着要重新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至少在荆、益、扬、交建立新的统一局面，就要求刘琮必须先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结束分裂，重建统一。
只要当下广泛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政治上的离心力未曾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便会继续存在，保守的便依旧保守，分裂的还是想着割据一方，那么统一的局面就很难重建。
在这方面刘琮自认做的还不错，而曹操也不比自己差，刘备现在也开始注重于世家大族的支持，开始逐步整合。如今天下纷乱之际，形势错综复杂，在纷乱的漩涡中，有多少人能够认清形势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继而改变运动的方向呢？有时候，即便个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但要想纠正历史所酝酿出的力量所推动的方向，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些看不清天下大势，不能很好的适应形势的变化并及时调整政策的诸侯们，已经渐渐消散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跨州连郡如刘虞、公孙瓒、陶谦、袁绍、刘焉、袁术、孙坚者，皆尝雄视一时，其权力犹足匡正帝室，现在却都已成冢中之骨，其势力要么被扫灭，要么就正在被瓜分。
纵观历史，刘琮得到的教训是，争夺天下者，一定要有救黎民于水火的济世情怀，以天下的黎明百姓、苍生疾苦为念，在乱世中以澄清天下、安定天下、重建统一为己任，切不可为一己之私而称王称霸、贪欲恣肆，嗜于杀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琮觉得曹操和刘备与自己乃是同路人，可是若想天下一统，却只能彼此征伐，这或许便是历史的必然吧？
江东这两年未受战乱之苦，新政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生产，吸引的流民又促进了人口的增长，社会矛盾逐渐减弱，很少有人叛乱，对此刘琮很是满意。顾陆朱张等世家大族也从新政中获得了很大利益，对于新政也由抵触改为支持，特别是刘琮吞并益州，攻下汉中之后，已呈现出横扫天下的气象，使得保守的大族也开始变得蠢蠢欲动了。
这在他们迎接刘琮的宴席之上便隐晦的表现出来，虽然其中大部分还不知道即将进行的淮河之战，但刘琮在这个时候到江东来，想来绝不仅仅是来巡视这么简单。
“大将军并有四州之地，却位在列侯，实不相称也。若以吾论，当封王才是。”有人与同席之人低声细语的说道。
那同席之人颔首道：“是啊，大将军乃皇室贵胄，值此乱世，不称王何以收人心、定大义？”
先前那人却低低的叹了一声，见无人注意，这才接着说道：“然则若是封王，这王号却不好定啊。”
“哦？”同席那人先是蹙眉沉吟，想通其中道理之后，也便点头道：“这倒是，若以大将军成武候之号封成王，虽有先例，却不为美。若以荆州故地封楚王……”
楚王之号就更不用说了，更何况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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