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其实没看过鲁迅，钱涌泉那套二十卷《鲁迅全集》放书柜里他从来不看。那天闲得无聊，手头又没有琼瑶，就随手抽了《鲁迅全集》的第一卷，翻开看看，翻到的文章就是《说胡须》，觉得鲁迅对付屁话的方法堪称妙计，就活学活用了。
钱涌泉了解到他只不过看了一篇鲁迅就大有斩获，那他看了那么多琼瑶呢？该有多危险！这回轮到钱涌泉不吱声了。
老余听两人谈鲁迅，想起最近看的一本书，名字是《钱钟书和他的时代》：
其中一篇文章题目是《钱钟书研究四题》。
文章说：“许多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钟书文章中极少提到鲁迅，钱钟书不提鲁迅，不是偶然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既然钱钟书不愿在他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李国涛在《钱钟书文涉鲁迅》中写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钟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同时钱钟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钟书都曾寓目，可能更多是指鲁迅。钱钟书晚年尽量避免提及鲁迅，不得不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颇有深意。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从目前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钟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文章中提到鲁迅。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钟书读书的年代不可能不读鲁迅，这篇书评透露，钱钟书是读鲁迅的。钱钟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现代中国文学史》提到鲁迅时说：‘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鲁迅很可能没读过钱基博这本书，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杂文《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戚施’所作《钱基博之论鲁迅》，文中对鲁迅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模仿欧文而谥之曰国语文学者，始创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为不忠实。而摩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钱先生又曰，‘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的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偿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右倾者’。鲁迅对此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安馆扎记》第84则中，对于鲁迅主张直译的观点，依然和他父亲持同一立场。这更说明钱钟书的文学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甚至我们不妨再大胆假设，钱基博《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对新文学及其作家的评价，很有可能来自钱钟书。因为早年钱钟书曾经为父亲代笔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过序，所以，这种假设并非没有道理。1956年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讨论何其芳的《论阿q》，由于何其芳没有过分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鲁迅小说的人物性格，受到许多人反对。钱钟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钱钟书说，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钱钟书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判断。钱钟书这个认识，其实是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鲁迅原创。这也反映钱钟书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讲到钱钟书的小说《灵感》时提到：‘主人公是个名声太响而简称作家的笨蛋，在竞争亟欲染指的诺贝尔奖金失败后突然生病。他卧病在床，心中愤懑难谴，病榻前围满一群泪汪汪的崇拜者。’水晶在《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钟书先生》中记述了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时，他向钱钟书提出一个问题；当时他忽然发现，忘记问他关于鲁迅的观感，便连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钱钟书回答：‘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宜写……‘短气’的文章，不适宜……‘长气’的，像阿q就显得太长，应当加以修剪。’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据说钱钟书的开幕词‘换来的是一片沉默的抵、制’。这篇文章还有一段说：‘钱钟书对鲁迅的看法，还可能与他与杨绛的婚姻相关。钱杨相识恰好在1932年前后，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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