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袁世凯答应出山之后，他并没有急着南下接任钦差大臣进剿革命党，而是依旧稳坐钓鱼台，坐看天下局势的发展。风雨飘荡中的大清王朝局势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在日益败坏下去。
10月29日，山西太原独立，刚刚上任仅十天的巡抚陆钟琦与其子被杀。同日，第二世镇统制张绍赠驻军滦州，与蓝天蔚等人通电清廷，要求免斥“皇族内阁”，速开国会。
忧恐惶急之下，载沣在10月30日连发四道“上谕”，表示要释放“国事犯”真正实行“宪政”，并落实组织“责任内阁”。同时，他与隆裕太后商量，准备带着小皇帝前往热河“北狩”。得到这样的消息之后，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连忙上书制止，表示自己克日“出山”南下。
10月31日，心里憋着一肚子气的袁世凯南下到达信阳正式接任钦差大臣。袁世凯心里憋着气，远在湖北前线的冯国璋则心里发了狠。这样一来，湖北民军的日子则就不好过了。在冯国璋的指挥下，汉口的北洋军以大炮扫荡前进，放火焚烧汉口街市，逼迫民军后退；这场大火连着烧了三天三夜，民军死伤了多少人不算，但是汉口上万户居民无家可归倒是真的。
11月1日。得到北洋军攻占汉口的消息，远在北京的载沣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接连下达了一道谕旨，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看到电报，袁世凯长吁一口气，笑了，大笑了。这一天，他赶至湖北孝感前线，做出坐镇指挥的姿态。事到如今，载沣也是破罐子破摔了。因此也不让袁世凯在湖北待着了，直接请他入京主事。
所谓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一手倒是被袁世凯演了个十足。得到清廷谕旨的袁世凯，心里面虽然开怀不已，但是面子上却是再三推却，表示自己的“总理大臣”一职不是公推，不敢奉诏就任。
11月8日，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正式推举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这个时候，袁世凯才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自率卫队北上，于11月13日抵达北京，组织责任内阁。
就在清廷袁世凯忙着争权夺利，整顿北方的时候，同盟会这边一众革命党人也没闲着。
黄兴自从抵达武昌，被黎元洪委任为战时总司令一职后，可谓是志得意满，意气奋发。仿佛他的黄字大旗一到，对面的清军就如土鸡瓦狗一般瓦解似的。
将战时司令部设于汉阳之后，黄兴不顾湖北军政府一众军官的反对，立马开始部署了针对汉口北洋军的进攻计划。却不想正碰上因为火烧汉口被舆论指责而心情不爽的冯国璋，这样一来，尽管参加战斗的民军颇为英勇，但在北洋军兵员素质、装备均占优势的情况下，进攻的民军损失惨重的退了回来。
出了这样的事情，早就对黄兴有所不满的以孙武为首的一众湖北军政府的军官不干了，纷纷开始指责黄兴的刚愎自用，一时之间闹的不可开交。要不是最后黎元洪还想着继续运用黄兴的名声稳定自己的地位，将这些不满强行压了下去，指不定最后会出什么事呢！虽然如此，黄兴与湖北的一众军官之间的隔阂那可不会一时不会的消除。
而随着山西、江西的光复，上海、安徽、浙江和广东等几省也相继宣告独立。这样一来，独立省份增多，地盘扩大，面对的敌方压力减轻之后，各省军政府中各个革命党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随之愈演愈烈。
其实，归根结底，这种矛盾就是各省立宪派士绅富商与军队实权人物和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以湖南为例，湖南发生的兵变，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两人的被杀，几乎就是这种矛盾的最佳代表。当初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旧官僚，富商士绅之间联合起义开始之后，就注定日后要为了权利开始厮杀。有些地方是革命党人赢了，比如江西；有些地方则是立宪派赢了，比如湖南；有些还在继续斗争中，比如浙江、广东等地。
尽管外界，不管是满清还是同盟会一众革命党都在为权利而争斗的不可开交，但是在西南，共进党控制下的数省除了各地警备部队不时的进行剿匪作战外，显得极为平静，远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和刀光剑影。
11月10日这天，经过半个月的筹备，以共进党所主政,肖沐白任主席的西南人民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自治政府成立时，就宣布了他的施政纲领，表示将认真贯彻共进党的“三民主义”，认真落实各族人民群众民生、民主等方面的事宜。
对外关系上，自治政府照会英法德美等诸国领事，表示不准外国干涉中国革命，必须承认独立后的西南新政权，必须与清政府在西南的势力断绝往来。当然，按照国际惯例，西南方面会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但前提是不能干涉西南内政。
同时，在内政方面，自治政府也进行了诸多的改革，比如取消西南几省的厘金税卡，整顿盐务、矿务，对铁路、公路的建设规划，以及针对教育方面的措施等。
几天之后，由共进党的军政高层，以及刚刚任命的即将主政一方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参加的西南经济发展工作会议也在昆明正式召开。
“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之前，我有一些话想要对大家说。自从一个月前，昆明举义以来，我们共进党拥有了西南数省的控制权，可以说，我们的革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我发现，就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同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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