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以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兵为契机，日本派大军进入朝鲜，并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中日两军在陆上的主要战役有成欢之战、平壤之战、鸭绿江江防之战、金旅之战、辽东之战等，海上的主要战役有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等，日军基本上节节胜利。其中清军在1894年9月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中的相继失利，使战局急转直下，战场亦由境外转移到中国境内，而1895年2月威海卫之战清军的失败，更是使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清廷无心恋战，日本则继续保持军事压力，大有海陆并进直捣京师（今中国北京）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早就从1894年10月起便不断透过欧美列强向日本求和，而到战争后期，日本亦认为“日清战争不能无限期继续下去，媾和谈判的时机早晚必会成熟”，因此也同意媾和。就这样，中日两国最终坐到谈判桌上，开始了马关和谈。
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人物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将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1884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奕訢原先就主张对外国屈服，10月初，奕訢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俄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加上日本的拒绝，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894年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清廷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
但德璀琳到了日本后，日本人拒绝和他谈判，同时日本又通过美国人要求清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伊藤博文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而且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亦很重视西方国家的态度，“他清楚西方列强的骨子里并不欢迎日本的崛起，妒忌日本在清国分食西方人的利益”。
此外，伊藤明确反对军部大本营的直捣北京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他认为如果这样做，中国将会失去合法政府作为勒索对象，从而招致各国干涉，而且在天寒地冻的渤海上进行运输也很困难，他在1894年12月4日建议先攻取威海卫和台湾，作为将来和谈的筹码，如果“待春暖时清廷犹踌躇而无向我请降之意”，则再进攻北京也不迟。
天皇采纳了伊藤的建议，稍早前还按伊藤的意思召回了正在辽东战场准备攻打山海关的山县有朋。这表明到1894年末的日本不再单方面追求军事胜利，而是企图从对清和谈中捞取更大的利益。
此时清朝方面求和的**则更加强烈。当时旅顺已失守，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訢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
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的侵略胃口非常大，气焰极为嚣张，它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在广岛将清政府的这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
同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1895年2月2日在驱逐张、邵二人时，通过清廷代表团中的伍廷芳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并指名要恭亲王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
1895年2月17日，即日本攻陷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当天，日本又通过美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否则就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
之前清政府已求和三次，其中两次派使被拒，这时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慈禧太后在得知日本的要求后立刻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入京，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
李鸿章入京以后，慈禧太后又称病不出，让光绪皇帝负责接见。在1895年2月22日的朝会中，光绪帝让李鸿章与众臣议论媾和之事，李鸿章坚决反对割地，翁同龢主张倘若可以回避割地，即便巨额战费赔偿，也可以忍辱负重。
大臣孙毓汶、徐用仪认为当前形势急迫，若回避日本割地条件，和平交涉将无法继续。文廷式还主张效仿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迁都最终战胜拿破仑的故事，要求迁都再战，但很快被否决。李鸿章声称：“割地则不行，议不成则归耳！”
其后李鸿章又拜会各国公使，乞求干涉，但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要求“面谕训诲”，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的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于是在1895年3月13日，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带着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员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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