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禄势力崛起后，这时的唐朝政府念念不忘的还是十姓可汗阿史那氏子孙，遭到了苏禄的反对，相比乌质勒及娑葛，更有政治眼光和谋略的苏禄吸取了前两者足够的教训，于开元五年勾引大食、吐蕃，谋攻取四镇，围钵换城和大石城，迫使唐于次年封苏禄为忠顺可汗，并对突骑施占据碎叶的事实予以承认，以焉耆代替碎叶为四镇之一。唐朝如此行动明显是出于无奈，而苏禄也并不是惟唐朝之命是从，而是开展多边外交，保持与吐蕃、**之间的关系，故《新唐书·突厥传》评价其“诡异，不纯于唐，天子羁縻之”[19]，两者关系微妙。但对突骑施的册封和让步，也使突骑施起到了该起的作用，迫使吐蕃绕道西北，打通由唐朝势力比较薄弱的葱岭地区进入西域的道路，无法大规模的发动对唐作战，被牢牢“钳制”在高原内，715年的拔汗那之战，扼制了吐蕃军队由北而南进入楚河流域的势头，吐蕃势力退入葱岭以南地区，同时，又通过针对葱岭一带的外交活动，使唐朝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日益增长，722年援救小勃律，大破吐蕃，由小勃律王率领本国军队为唐朝镇守西门，于塔什库尔设立被称为“安西极边之戍”的葱岭守捉，[20]使吐蕃“累岁不敢犯边”，[21]这些活动与突骑施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利用突骑施，不仅可以支援中亚诸国，而且可以在唐与新兴的大食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具有遏止大食中亚扩张的作用，而苏禄的活动也真正的成为唐王朝重要的边境保障，大食不敢轻易东扩。
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唐朝奉行的册立阿史那氏的过时政策与别种苏禄的身份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唐王朝一开始就对苏禄抱有很大戒心，恐其与吐蕃联手，突破“钳形”扼制，加上后突厥汗国、新罗诸国，再一次形成强大的北边弧形包围线。开元二十二年（734）的绢马贸易冲突最终酿成兵灾，唐朝联合大食合力进攻突骑施，苏禄东败于唐，西败于大食，最终覆亡。突骑施的覆亡亦影响了唐军在西域的战略布局，冲突发生后，苏禄遣使请和时也提到了“以防大食之下，以镇杂虏之心”的请和理由，[22]但更重要、更现实的是734年吐蕃发兵攻破大、小勃律，“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23]重新突破“钳形”，对安西四镇构成直接威胁，并阻隔了唐朝与葱岭以西中亚各国的交往，唐朝在确立攻灭突骑施的决策的同时，已埋下了日后怛罗斯之战的种子，也使得西域再度动荡不宁。
四、大食东侵打乱了唐的战略布局，唐的穷兵黩武最终导致“钳形”政策的彻底失败
唐与吐蕃针对“钳形”中间及外围地区的长年争夺，在很多程度上破坏了西域诸国的生产，这一地区地多沙卤，户口甚少，且累遭兵燹，唐军与吐蕃军队的拉锯战以及突厥各部之间的内乱，人口锐减是必然的，同时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且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亦很大，后突厥汗国建立伊始，便遭受连续大旱的沉重打击，九姓地区“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八九”，突厥人不得不“掘野草，食草根”，甚至人自相食，“自有九姓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24]无常的天灾又使得游牧民族采取武力掠夺的方式，不断南下袭扰水草丰美地区，致使战争不断，生产生活水平愈加下降。
另一方面，唐朝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利用蕃兵作战，让部落间互相残杀。而少数民族部落出兵协助作战，并非出于自愿，但又不得不服从唐朝的调遣，这种惨痛的经历在《阙特勤碑》碑文中被称之为“血的贡赋”：“你们所得到的只是血流成河，骨积如山。原会成为老爷的男子变成了奴仆，原会成为太太的女子变成女婢”。[25]这段历史在突厥历史学家眼中被认为是“一个可耻、堕落和蒙羞的时代”。[26]唐朝对少数民族的军事征发，加剧了唐与游牧民族以及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致使在很长的时间内西域处于时战时和的局面，给吐蕃可乘之机。同时，羁縻府州也存在缺陷，即贡赋没有明确的数目规定，这正好给边州都督可乘之机，重敛苛剥，掠夺少数民族百姓，过度驱使羁縻部众承担重役，又引起羁縻府州的动乱，被有心之人利用，引发民族冲突。开元四年，后突厥的暾欲谷积极招降九姓部落，“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立，多复叛归之”，[27]民族离心力的增强使唐朝开始在西域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局面。
在唐朝攻灭突骑施时，吐蕃乘机攻破大、小勃律，并将本国公主嫁与小勃律王为妻，小勃律的失守对唐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故在击败突骑施后，唐朝竭尽全力开展了收复大、小勃律的活动，以期重新完成“钳形”包围。其中以高仙芝的西征最为著名。
天宝六年，唐朝以安西副都护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兵伐勃律。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诱斩亲吐蕃的小勃律首领五六人，并招降小勃律王苏失利之和他的妻子吐蕃公主，平定了小勃律，确保了唐朝的西门，吐蕃寻求突破“钳形”的企图再次破产。但此时的玄宗好大喜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28]穷兵黩武成为唐玄宗后期的对外政策，不断的对外用兵，特别是天宝九年的石国事件，“安西四镇节度使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他老弱”，[29]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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