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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天亮以前，李永青六人从古平岗摸回了鼓楼。巍峨耸立的鼓楼默默地俯瞰着四处火光冲天的古城，见证着这人类制造的惨绝人寰的灾难。与金陵大学一路之隔的鼓楼医院，是加拿大籍传教士威廉姆?博士于一八九二年创建的一所教会医院，民间常称呼为“马林医院”。在这场灾难中这家医院救治了无数难民和伤兵，是当时南京城里唯一开放的医院。这家医院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无私贡献，使其逐步发展为现在的南京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鼓楼医院旁的纸扎店就是李永青设立的一个安全落脚点，离安全区边界的中山路只有不到五十米。六人从中山路小心翼翼地摸过来，从纸扎店的后门围墙处翻入院内，直奔院内的水井而下，这是口重新挖过的深水井，在井壁三米左右处开了个仅能一人侧身通过的洞口，顺着这个洞口进去三米就是一扇铁门。李永青用钥匙转了几下，门就被打开了，再在玄关处一按，洞内大亮起来。玄关处的开关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按的，那里常年趴着个巨毒的蝎蛊。
此处地下室与其他的相比要大一些，仅次于医院那处地下室。整个地下室呈圆形状，直径在五十米左右。进到这里不会使人感到气闷，这是设计了多处隐蔽通风口的缘故，此外还设计了防毒、防火、防水的设施，也有电灯电话自来水。一进来是个影壁，过了影壁才是会客厅，厅内的桌子上还放有一台五灯收音机，七八根支柱被设计成了掩体，是为了防止敌人一旦突袭进来有可供躲藏的地方。卧室都开在圆弧上，室内的床上被褥齐全，床头还放有小闹表。淋浴间和镜子是各卧室都有的，此外这里的枪械弹药、粮食储备和燃料储备也多一些，厨房用具和油盐酱醋应有尽有。
李永青在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纸扎店的仓库有人进去过，应该是那袁姓青年来过，仓库那儿放了一些国军的各种军服和军用品，明显是袁姓青年在安全区收集来的。牛铁锤他们五人各自找了个卧室连衣服都未脱就一头扎在床上，他们已经连续五六天每天只能睡上一两个时辰，身体疲惫不堪之极。李永青是硬挺着困意洗了个舒服的冷水澡，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他算计起来这五六天一共击毙了鬼子一百三十九人，蛇蛊枪的射击距离也达到了五十米远。
李永青看了看手表，发现都已经快四点钟了，他拿过小闹表来定了三个小时，取出蛇蛊枪用绒布刚刚擦了几下，阵阵困意袭来，搂着蛇蛊枪就睡了过去。好像只是一合眼的功夫，李永青惊醒过来，不是因为闹表的闹铃而醒，而是感觉到纸扎店仓库进了人才惊醒的，那人正往仓库里搬东西，这是他的神识感觉到的。这处落脚点李永青只告诉了袁姓青年，因为仓库里藏有些粮食，而这粮食就是作为交换古平岗军火库消息的报酬，所以他猜测外面那个人应该就是袁姓青年。
进到地下室里的袁姓青年显得略有些紧张，直到李永青为他点燃香烟，和他聊了会天，他才有所缓和过来，而袁姓青年向李永青讲述了他的一些经历。
李永青说：“袁大哥，我称呼您袁大哥吧，看年龄您指定比我大。您家住在哪儿啊？”
袁大哥摆手道：“大哥可不敢称，我住难民区宁海路十九号的隔壁。靠山西路边上，有一幢大房子，房主人姓邢，里面住了胡老五，他们家还有很多人。我原先住神庙口（现在的高楼门），我是泥瓦匠，因为有个邻居在国际委员会做工，他介绍我和他一起做杂工。”
李永青继续问道：“哦，那您那儿管事是谁？”
“大胖子德国人，蓝眼睛，有时戴眼镜，会讲中国话，对我们不错。他叫我在难民区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红十字的小旗，不让鬼子兵进来。”
李永青知道他说的这个大胖子德国人是五十多岁的约翰·h·d·拉贝是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他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三十五岁的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面对国土沦丧，他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二十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
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不少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二十多个外国人相聚一堂，讲述了上海饶神父的事迹，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表纷纷赞同，他们为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
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四百五十名警察维持秩序。宁海路五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杭立武收到了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日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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