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英相信，与生俱来的个性和特殊的家庭背景给了她反击的意志。中国妇女从小所受的典型教育就是要温柔顺从，而李秀英则不同，她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她的母亲在她十三岁那年就去世了，李秀英被迫在一个只有男人的军人家庭中长大。他的父亲、兄弟和叔伯们不是军人就是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李秀英变得很男性化。早在少女时代，由于她脾气太暴躁，父亲不敢教她武功，无疑是担心她会欺负附近的小孩。她总是说，自己的一大遗憾就是当初没有跟父亲习武，不然，她早就将那三名鬼子兵杀掉了。
相对而言，如果说发生在南京的屠杀规模和性质令人震惊的话，那么发生在这里的强间案件的规模和性质同样是如此。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强间事件之一。发生在南京的强间是战争期间强间平民的所有事件中最恶劣的一桩。要确定南京大屠杀期间被强间妇女的准确人数是不可能的，各种估计数字从两万至八万不等。但是，鬼子兵对南京妇女的所作所为却不能仅仅由一纸统计数字来衡量。谁也无法全面了解受害者的精神损失，因为许多遭此苦难的妇女发现自己怀孕了。
大屠杀期间，南京妇女遭日本人强间而怀孕的话题非常敏感，因此从来没有被全面地研究过。据后世统计，以及根据一些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的研究，至今没有一位妇女站出来承认自己的孩子是被鬼子兵强间的结果。许多这样的孩子被偷偷杀掉了，根据一位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美国社会学家的说法，数不清的中日混血婴儿刚一出生就被掐死或溺死了。可以想象，许多妇女在面对抚养一个她们无法去爱的孩子和犯下杀婴罪行这样的两难选择时，内心所承受的罪恶、屈辱和自我厌恶之情。毫无疑问，许多妇女无法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根据一位德国外交官的报告，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数不清”的妇女投江自杀。
然而人们都知道，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强间的受害者。鬼子兵强间各个阶层的南京妇女：农妇、学生、教师、职员、工人、基督教青年会职员的妻子、大学教授甚至尼姑，其中有些妇女被鬼子兵**至死。鬼子兵还经常有计划地在南京打家劫舍，把男人拖出去杀死，同时借机搜寻中国妇女。事实上，一些鬼子兵挨家挨户地搜查，索要钱财和“花姑娘”。
这使得全南京城的年轻妇女陷入了糟糕的两难境地，她们不知道是该待在家里还是去国际安全区（也有叫难民区）避难。如果待在家里，她们将处于当着家人的面被强间的危险中。但是，如果离家去安全区，她们将有在街上被鬼子兵抓住的危险。对南京的妇女来说，陷阱无处不在。比如，鬼子兵编造谎言说妇女可以去市场上用大米和面粉换取鸡鸭，但是当她们到达市场准备交易时却发现一群鬼子兵正在等待她们上钩；有些鬼子兵雇用汉奸走狗搜寻可供强间的人选；甚至在安全区内，鬼子兵也会挑起事端，将外国人引出难民营，然后绑架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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