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八年春（公元203年2月），肆虐河北之地，近达一年的流疾终于被消灭了，此疾让幽州、冀州的百姓共十三万人感染（并州也有人感染，但属于曹操占领区，所以无法统计伤亡人数），因救治不及，而转成急症死去的百姓达六万多人。事后光焚烧、深埋病人的衣物、用具就达十余万斤。
通过这次流疾，袁斌颁布了“戒严期间动员令”、“勿食生食令”、“勿饮生水令”、“个人卫生及疾病防治令”、“大将军府属官定期体验令”等相关法令，虽然流疾已经平息，但上述几项法令跟《大汉律》一样，成为常规法令，在河北贯彻执行。
华陀与张机就算是在邺城定居了，袁斌让二位神医为他属下的文武官员检查身体，做到防患于未然，他可不想自己依为长城的心腹谋士和将领们英年早逝。并借此良机，于军中颁布“军操令”，趁机推广华陀创造的“五禽戏”，规定河北下至军队士卒，上至将领、参谋，都要做军操（“五禽戏”），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袁斌还把未来自己练过的“擒敌拳”、“伏汉拳”等等当年自己用来制服盗猎匪徒的拳法拿出来，让河北众武将练习，做为“五禽戏”的升级版本。
通过这次抗击“非典”（还叫非典？改不过来了^_^）的行动，众人都感到有个强健身体的重要性。好多人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因此，众人对袁斌颁布的“军操令”是毫无保留的贯彻执行。通过加强锻练，好多人都觉得腰不酸了，腿不痛了，吃饭有胃口，登山不费劲^_^。
曹操曾经派乐进攻破黎阳，后弃城返回延津。后来乐进被曹操调至寿春，与徐晃、李典一齐防备孙权。延津的防务交给了中郎将王忠，副手是朱灵、路劭、刘岱（字公山，与当初关东联军中的兖州刺史刘岱同姓同名同字，但不是同一个人）。
袁斌为了保卫邺城，增加战略纵深，准备攻打延津，想把曹操的势力隔在黄河以南。
延津是黄河边的重要渡口，曹操为了保住这一战略要地，防备河北的袁斌，在这里驻扎着六万大军，都是参加过“官渡之战”的精锐士卒。
袁斌此次出战，一是夺取延津，在黄河以南建立据点，阻止曹操的势力向黄河以北渗透；二是想让新培养的几位少年将领如郝昭、陈到、孙礼、牛金等，跟随大军参战，增加经验及阅历。
袁斌率众开到离延津数十里处的平丘城驻扎。袁斌让士卒就地休息，众文武则到大帐内开会。本来这种较小的战斗，袁斌交与手下即可，如麴义、张郃等，再佐以参谋，足以胜任。但袁斌不为夺城而夺城，他要以几场小规模的战斗来培养这些年轻的将领，毕竟在军校（“昭武馆”）中的学习到的知识，还需要参加真正的战争来印证和实践。
汉代没有什么高脚家俱，众人都是席地跪坐，袁斌感觉极为不便。他从北方异族处引进“胡桌”、“胡椅”，令工匠仿制，加以推广。现在，军中开会，众人都坐在椅子上，这样就算开会的时间较长，众人也不会疲倦（主要是跪坐时间过长，腿会麻）。
袁斌此次出争，由于赵云、麴义、于禁等领兵在外，因此帐中的高级将领只有颜良、文丑、华雄、纪灵四员大将。高级幕僚中则有郭嘉、田丰、沮授，还有新来的徐庶、崔镒、石韬、孟建四人。徐庶等人此时年岁尚轻，其中年纪最大的是崔镒，不过二十五六岁，徐庶最小，才十八九岁。四人是第一次参加军事会议，神情之中透露着一股兴奋与激动。
袁斌看了看坐在左右的文武众臣，道：“诸位谈一谈各自的看法吧，看看应该如何攻取延津啊？”
郭嘉等人知道，袁斌此次出争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新人，郭嘉奏道：“启禀主公，徐元直乃颖川名士，嘉在家乡时多有耳闻，主公不妨问一下徐元直的意见。”
袁斌看向徐庶。徐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虽说是初次随军，但并不胆怯，闻言道：“奉孝兄谬赞了，庶之才，怎么与奉孝兄相比。既然主公垂问，那庶就大胆解说一二。首先，延津是一个渡口，位置重要，设施齐备，曹操在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我们是想夺取延津以为防止曹操渡河的据点，因此不能用‘霹雳车’（袁谭攻破邺城后，闻知后方有变，忙匆忙赶回并州，霹雳车并没有带走，被袁斌所得，袁斌派人大量仿制。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了杠杆原理。袁斌就是没见过实物，也能造出来）去摧毁它。不然重建的时候就会困难重重，迁延时日不说，反而成为一个破绽，让曹操利用它来反攻我们。”
徐庶顿了顿，接着道：“其次延津临近黄河，其地多沼泽泥沙，地势松软，不利于骑兵驰骋。这样一来，就注定我军两在优势无法运用，只能用步兵来攻击。我军虽然也有步兵，但历来重视不够，作战经验不足，虽有于禁这样的名将来训练，但也只是初具规模罢了。比不得曹操自陈留以步兵起家，多年来南征北战，麾下多能征贯战之士，步兵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如今据斥侯探报，在延津驻扎的曹军，就是参加过官渡大战的步兵，可算得上是一支劲旅了。因此，我这此番称得上是以弱克强，此乃兵家大忌也。”
袁斌点了点头，道：“元直所言甚是，先父即以骑兵起家，孤亦重骑兵，手下大将多以马战闻名，步战非我军所长。可惜于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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