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义勇军忙着扩军之际，皇上封赏辽东有功将士的谕旨也传到了辽东。由于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独一无二的最高奖赏，所以自刘坤一以下，人人皆兴奋不已。
冯华对此也非常满意，但决不是因为自己成为朝廷二品大员而心满意足，他是由此看到了义勇军发展壮大的远景。要知道，蓟辽走廊向来是东北与关内的重要通道，临榆更是扼着榆关道最脆弱的咽喉地带；而贺大哥又授职锦州，可以说蓟辽走廊的中段地区已全部控制在义勇军手里。
当年袁崇焕抗击皇太极就是在锦州、宁远和山海关构筑了蓟辽走廊三条防线，遏制住了后金南下中原的喉咙；而解放战争中，**在制定辽沈战役实施计划时也曾说过“锦州一拿下来，这一局棋子就全活了”。
自明朝中叶以来，锦、榆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况且辽西地区还是东北的重要产粮区，当年就有“填不满的山海关，拉不败的中后所（即绥中县）”之说。辽西距当时的新兴工业重镇、自咸丰年间就被称为东北最重要商埠的港口城市营口也不甚远，这都会给义勇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干部会上，冯华的一番分析（辽沈战役一段没有讲）让李九杲和义勇军的所有干部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义勇军正在走向发展壮大的快乐之中时，朝廷派李鸿章与倭寇议和的消息又传到了。虽然也在意料之中，但冯华、邢亮和所有的远征军将士仍然非常失望，义勇军的艰苦奋战和800多名将士的生命最终换来的竟然还是议和。冯华知道：只要进行议和，这场甲午战争中国最后的一线胜机也将彻底失去，辽东大捷的胜利只不过会让中国少输一些罢了。
虽然对失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日本的机会有些遗憾，但冯华也知道眼下的形势已经是自己所能求得的最好结果了，满清朝廷的决策并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目前，义勇军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确保部队健康稳定的发展。
义勇军人数的大幅增加虽然看起来让义勇军势力大增，但冯华清楚的认识到部队的实力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甚至可以说还有些下降。无名洞先进武器弹药的匮乏，已经让义勇军的战斗力降低了不止一个档次，而且新加入的这些部队几乎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冯华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义勇军的扩编（包括以前和现在）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由于很多人都是带着部队来的，这将不可避免的带来山头主义和派系之争。这个问题由于以前部队规模小还不很明显，可是现在部队已经到了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不能很好的将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杜绝，它不但会极大的影响今后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亦会成为制约义勇军发展壮大的一颗毒瘤。
“长痛不如短痛”，冯华意识到这次扩编在带来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带给义勇军一个彻底解决隐患的良机：可以通过对部队进行重组，将部队的建制全部打乱再次整编，将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萌芽遏制在摇篮中。
在进行了一番诸如部队建设、人事管理和军队法纪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后，义勇军对现有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整编：远征军总指挥冯华、副总指挥邢亮兼政治部主任、副总指挥李九杲兼参谋长（连顺由于已官复原职，只待伤势好转之后即赴锦州上任），副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黄德贵；下设三个步兵团（由于人数不足，除一团以外，二、三两团每团暂为两营），团长分别为林喜、张作霖、王英楷；鉴于“辽东大捷”中骑兵大队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将骑兵大队扩编为骑兵团（马匹尚有所欠缺），团长萧山；一个炮兵团（包括原先的迫击炮营、利用缴获日军大炮组成的炮二营和用放在龙口街的山炮、野炮组成的炮三营），团长刘三林；一个特种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孙宝义；一个警卫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冯德麟；新成立的后勤部，由于部长郑偃武远在龙口街，暂由副部长王承斌代理部长，专门负责后勤辎重和医疗卫生等事宜。另外，以龙口街的三营、五营为班底，再加上周围地区的团练组成独立团，团长张立三，副团长杜桂平（原龙城团总）。至此，义勇军完成了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改编，义勇军总人数（包括独立团）已达9000人，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朝廷虽然最终并没有采纳自己“持久战”的作战方针，但刘坤一经与宋庆、吴大澂、魏光焘、李光久和冯华等人商议后，还是决定要利用当前辽东战局的有利形势继续给日军以军事压力，为即将开始的中日和谈创造有利条件。
3月16日，为了就近指挥对海城日军的再次围困，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钦差大臣刘坤一在扭转战局后不久，就将指挥行营从山海关移驻到了营口。当然为了钦差大人的安全，冯华和远征军也跟着开拔到了营口与海城之间的塔山铺、铁岭屯堡一线，这也是刘坤一敢于移师于距离海城、盖平近在咫尺的营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坤一虽然一力主战，坚决反对割地赔款，但是生性小心谨慎的他也非常清楚在朝廷尤其是太后议和决心已定，以及倭寇实力犹存的情况下，再进行大规模的战斗绝对得不偿失。打胜了固然更增荣耀，可一旦失利则前番的战果也会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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