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官绅、富商出行骑马；小姐、太太们外出则坐轿；普通人家出门除了步行就是骑驴，或是坐独轮车。东洋车出现后，迅速成为城市中的一种重要代步交通工具，以向人力车夫出租“洋车”的车行也应运而生（据史书记载，至1895年天津城有人力车近5000辆），但李九杲却死活再也不肯坐这种靠人力拉动的“洋车”子。
据旅馆的门房介绍，东北城角和马家口一带都有租用驴马的集市。谁知这“驴脚”、“马脚”的租赁业务有规矩，必须是养牲口人牵着牲口随行。冯华等人觉得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太不方便，再三商议，方谈好条件，另由他们出资多租一匹马，由几个养牲口人推出一个代表骑马随行，五骑人马这才直奔城东贾家沽。冯华、李九杲二人在前，两名侍卫及那个代表则不远不近的跟在二人后面。
那时的泥土道路质量极差，从老城到东局子不过区区八华里路程，却在未时末方才赶到。他们在半路上，方知道从海河边有一条直达东局子的小铁路，有马拉铁轨车往返于东局子至海河东岸，几个人都后悔不迭，埋怨自己没有向旅馆门房讲清楚去处。
这东局子不是地名，而是天津机器制造总局东局的简称，设在东郊贾家沽。机器东局建于1867年，规模宏大，围墙周边长约九里许，占地数百亩之广，有工人两千多人；外设城堞炮台之制，内有井渠屋舍之观，与天津城遥遥相望，俨然城东一巨镇。
天津水师学堂就设在机器东局旁边，附近还有当时极著名的量着建校于1880年的这所军事学校，只见堂舍宏敞，堂室整齐，屋舍林林总总不下一百余椽；园区内楼台掩映，山石参差，松柏苍翠，花木扶疏，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天文者登高测望，这让只知北洋水师学堂之名，而不知其实的冯华大开眼界，更让只见识过龙口街军事学校规模的李九杲瞠目结舌。
经水师学堂门卫详细盘查询问，冯华、李九杲二人方得进入，又闻严总办代理洋文教习正在课堂上讲课，二人只得在门外耐心静候。好不容易听得下课铃响，方见一位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黑布长衫，鼻架金丝眼镜，相貌清瘦，精神铄健，年近四旬的中年人沿着走廊徐步而来。
严复夹着几本教材走出了洋文教习室，一边缓步潜行，一边若有所思的好像在考虑着什么。近一个时期以来，严复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的郁闷，中日战争大清国的一败再败让他一方面为国家的前景忧心忡忡，一方面又为自己的一身所学得不到施展而感到悲哀。自己自幼便跟随秀才出身的胞叔严厚甫读书，后来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了马尾船政学堂。光绪三年（1877年）又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回国后不久，即被李鸿章看中调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可是却一直得不到重用，最后还是在走了李鸿章的门路后才终于升为总办（校长）。如今，北洋水师的覆灭以及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使一直致力于海军教育和探索中国复兴之路的他深受刺激，这些日子他无时无刻都在考虑如何才能拯救日渐衰微的国势。
从1895年2月起，他先后在《直报》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救亡图存及变法自强的文章。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严复指出：中国当时的形势之危，“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还说：“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鲜明的提出了自己崇尚民主、科学和进步，反对**、愚昧和落后的思想观点。
在3月13日、14日发表的《辟韩》一文中，严复则对韩愈《原道》中君主**的理论大加批判。他说：“自秦以來，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为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他在当时君主**之下，居然斥责历代帝王都是窃国大盜，这在当时绝对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立刻就在全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敢问您可是严又陵严先生吗?”就在严复思绪万千之际，一个爽朗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考。
抬起头来，只见两个学子打扮的年轻人正在躬身向他问候。严复略微地点点头，口中沉吟着：“二位是——”眼睛却在上下打量着两个不速之客。他们的装束与当今读书人毫无二致，却没有一般读书人那种唯诺和拘谨，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一种极为罕见的英气…….不，应该说是“朝气”更为恰当一些。尤其是当先向他问话的的那个个子略微矮一点儿的俊朗青年，身上更是有一种他也说不清楚的奇特气质。当与他四目相对之时，严复心灵深处感到了一种异样的悸动。从对方的眼睛里他不但看到了崇敬、坦诚和热切，而且还感受到了一种他期望已久的，久而久之又已经开始陌生了的感觉——“希望”。
严复在水师学堂从教已整整一十五载，眼中阅人多亦，包括民国总统黎元洪等人在内的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却均被他斥之以“虽名位显赫，皆庸才也。”如今，看着这个似曾相识的青年，严复仿佛又看到了十五年前的自我，感受到了一种充满自信、蓬勃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