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莱海峡省的日子里，遇到的每一件事，都让文祥满是揪心和伤感。不是为华工的遭遇伤怀，就是为祖国的落后伤感。
但当文祥来到爱兰的时候，却看到了惊喜，心中升起了让人满怀激动的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之战中，英军首先使用了坦克，这也是全世界在战场上第一次使用坦克。虽然在战场应用中，不是那么完美，但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高端利器，在整个索姆河之战中，英军才出动了40多辆。可想其珍贵程度。
英军在加莱海峡省的中部爱兰设立了一个坦克团的中心修理厂，修理厂的一个车间聘用的全部都是中国人，其中有车工，钳工，铆工等诸多工种都是中国人在干。俨然就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工厂。
看到这样的情景，开始文祥还在纳闷，作为英军的高端利器，怎么让中国人在进行维修呢，用英国人那苛刻的目光怎么就放心了呢。
等到华工们都下班了，文祥就走到华工们中间，和他们聊了起来，原来这批华工在国内的时候，就在现代化工厂里上班了。
开始文祥还不清楚在中国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工厂了，听华工们一说，才明白过来。
清晚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为中国建立起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
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
然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
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因为李鸿章创办的这些工厂，是官办或官商合办，进入中华民国之后，政客们忙于争权夺利，一些工厂就出现停办或半停办的状态。由此导致一些在工厂里工作的技术工人失去工作。
在上海，英国人就把这些人招募到了这里。为他们维修坦克。
和文祥交谈的一个叫顾秋研的铆工，来自上海兵工厂下属的一个分厂。他向文祥介绍了上海兵工厂的来龙去脉。
上海兵工厂的前身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于1865年9月20日的上海，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是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它不断扩充，先后建有十几个分厂，雇用工兵2800人，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但是，它在管理上仍然存在着浓厚的衙门习气。
江南制造局最初的建设是向上海租界的美国公司旗记铁厂购买机械厂房和船坞而成立，同年，将原本苏州洋炮局和由容闳向美国买的机器设备抵达一起并入而成。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制造局造船的部门独立，称作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又改称江南造船所。江南制造局本身也于1917年改称上海兵工厂。
一个叫李吉成的钳工以前是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工人，他向文祥介绍了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发展过程。
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自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将原苏州洋炮局迁往南京，扩充后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简称“金陵机器局”、“金陵制造局”。名义上由清政府委派总办经管，实际大权掌握在英国人马格里手中。该局从外国购置机器，聘用外国工匠作为技术指导，主要生产枪支、火炮、子弹及其它军用物资。
到同治八年，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弹及各种军用品。光绪五年（1879）以后，金陵机器制造局已成为拥有机器厂三座，翻砂、熟铁、木作厂各两座，以及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药局、水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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