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可见，奴婢也是作为马牛羊一样的财产登记在户籍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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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另一方面，奴婢亦为“人”的一面也是很明显的。日本学者堀敏一认为汉代“刑人和奴婢都不被当人看待，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贱’。”但是在汉代，“奴婢不被当做人而被作为‘物’这种观念也还没有固定化。”①他引用《后汉书》卷五五《刘宽传》中的故事：客人骂奴婢为“畜产”，而刘宽却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认为刘宽仍把奴当人对待，“如果奴婢即畜产这一观念已经固定了的话，那么，这一段插话就失去了意义。”堀氏所言有一定道理。在汉政府的诏令中，光武帝明确宣布“杀奴婢不得减罪”，奴婢是被视为人的。一些开明的地主、士人，也不主张将奴婢当做“物”来对待。这一点与中古社会大不相同，中古时期如《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明文规定：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同书卷十四《户婚律》规定：
“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在中古时期，奴婢被视同家畜、财物这一观念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因此，日本一些学者认为魏晋以后。“奴婢是‘物’的观念才固定下来”，②《宋书》卷四二《王弘传》记载了南朝士人的话说：“奴不押符，是无名也。民之资材，是私贱也。”这说明奴婢与被编附于国家直接统治下的“良民”不同，奴婢没有独立的名籍，没有被编成符伍，被当做民之资材、私贱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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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译本第33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日]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泽本第33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三，关于汉唐奴婢法律地位规定的异同。
从史料反映看，汉唐时期法律上对奴婢的规定，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又有所不同。这里试举几例：《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载：“其时京兆尹赵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执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听。复使人胁恐魏丞相，以夫人贼杀侍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发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击问之，实不以兵刃杀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赵君迫胁丞相，诬以夫人贼杀婢，发吏卒围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骑士事，赵京兆坐腰斩。”
在该事件中，赵京兆欲以魏丞相夫人杀害侍婢事胁迫魏丞相，达到其报复魏丞相的目的。看来魏丞相夫人致死该侍婢是实，但问题关键之处在于魏夫人是故杀一一即贼杀，还是惩罚过当一一即过失杀婢。赵君企图以故意杀婢的罪名治魏丞相及其夫人之罪。但经核实在场其他奴婢，侍婢“实不以兵刃杀也”。以兵刃杀，即故意杀害。而此言背后则是：若因笞、杖决罚致死，并不为罪。
《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亦载：“地节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过，自绞死。广汉闻之，疑丞相夫人妒，杀之府舍……广汉即上书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广汉知事迫切，遂自将吏卒突人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责以杀奴婢事……事下廷尉治罪，实丞相自以过谴斥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广汉言。”再如《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彭祖传》载：缪王刘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
通过以上事例可见，在汉代，杀奴婢是十分严重的事情，即使贵为丞相夫人，故杀奴婢也难免被追究责任。这与中古时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颇多杀害奴婢之事而不受追究形成鲜明对照。同时也可以看出：如果属于过失或惩罚过当杀害奴婢，在汉代并不是严重犯法。新发表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中规定：“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①可见，只要不是“故意”打死奴婢，主人只要出钱赎罪即可。
这条法律规定，唐代显然继承下来，这当是《唐律疏议》卷二二《斗讼律》中“其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这一律文在汉代的源头。不过，唐代的处罚比之汉代的规定更轻了，主人处罚死奴婢，不要交赎金，基本不要负有多少责任。
从法律规定来看，汉代奴婢身份地位比唐代要高，在实际生活中亦是如此。如汉哀帝时，王莽“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②祝良为雒阳令，“常侍樊丰妻杀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杀之”。③首乡侯段普曾孙胜坐杀婢，国除。④再如其它如邵侯顺和梁王立以杀奴而被夺爵；⑤将陵侯史子回妻因杀侍婢而论弃市；⑥缪王元因杀奴婢、胁迫奴婢殉葬而受到“不宜立嗣”的处罚等，⑦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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