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生命都在被什么驱使着。
无论他们自称其为需要，还是定义其为yù_wàng。
每个生命都在被什么驱使着。
我也不例外。
出生于一个千年的开端的我，生命的头一打年份中并不像我的出生年份那么厉害，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世界依然和平，地球还没毁灭，至少我当时是这么去想的。
但是我那并不富裕的父母将据说是我会从他们那里收到的最后一个生日蛋糕摆在我的面前，我吹熄了象征着我生命又前行了一步的火焰之后，我想我得到了真正的生日礼物。
我记得很清楚，哪怕是现在也很清楚------屋子里有一瞬间的黑暗，蜡烛灭掉之后，开灯之前一瞬间的黑暗。
我害怕了，在那转瞬即逝的黑暗之中。
在我12岁生日的庆祝会上，在瞬间的黑暗之中，我想到了死亡；并且陷入了一种近乎于强迫症的恐惧之中，在后来看来那就如同一些一天洗手次数达到两位数的洁癖者一样也不一定。
我不想死，死了的话就看不到父亲母亲，就如同那黑暗之中看不到他们的熔岩一样；
我不想死，死了的话就看不到也抓不住手上拿着的动漫手办，就如同在瞬间的颤抖中手办掉落一样；
我不想死，死了的话就大概会如同疼爱我的爷爷一样，只能在平时被装在盒子里，生日的时候才能出来在相框里“看看”他的孙子。
我不想死，我绝对不要死，我只是不想死。
从我12岁生日的那天起，这个念头便成了几年后驱使我的存在，说不上那是yù_wàng还是需要，或许是本能更合适一些，最原始的本能。
我成了那个新生代的孩子们逐渐成为新一代的话题的时候，少有的受到长辈们推崇的“好孩子”，我的一切生活习惯都很规范，我不挑食，我不会逃避刷牙，我绝对规律的锻炼而不是整天坐在电脑面前，我的成绩名列前茅。
在升入大学以前，我想我简直就是“好孩子”和“懂事”的代名词。
当然，我并没有也不敢和任何人说起驱使着我拼命向上的原因。
当我升入大学之后，随着我的成长，这种在那个时候的我看上去“很傻”的驱动力开始被我逐渐忘却，我开始变得“正常”起来，有了些很正常的爱好，比如说交女朋友，打篮球，游戏，等等。
我花费时间最多的大概就是在网络上，或者该说在网络之中，和所有最初接触网络的人一样，我并没有选择隐藏自己，而是将自身和网络中的自身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却又极其抗拒暴露现实生活中的身份。
但是我很快撞到了墙上。
哪怕在那个时间点的接近15年前，美国的科学家就已经解读了神经活性，从而让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经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讨论起“感官网络接入”的我们，也依然不得不面对一堵墙壁。
长久以来，将社会当成一个不断被注水的大水池子来对待的管制体系，对于越来越难以调配的社会压力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把本来有节制的放水的塞子一下子拔掉了；
网络最初就成了那个下水道，而到了我的大学年代的时候，最初被迫在网络这个下水道里宣泄压力的人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地下王国”，并且开始影响上面的世界，所以自然，最初的下水道也开始被管理起来。
我们经历了最困惑的时间，那是个网络中最后不会和当时的现实利益重叠的一点正在被重叠的时代。
那个点，叫思想。
当然，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种全世界范围内对于网络的管制和监控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学的生活平淡无比却又很刺激，很激昂高调也很低俗下贱，我们心虚又自豪的接受着高等教育却也自卑而揣测的等待着之后低等的对待，哪怕是当时还算是“名校”学生的我和我的室友也在很多时候一边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们是名校生”的同时又不得不在暗地里担心。
大学的生活就在这种矛盾之中走完，我拒绝了继续进修，畅快的喝了散伙酒之后，被一个司机连目的地都没问就直接拉到了车站，结果到了车站当时哭的一塌糊涂的我才发现我到了车站，而我应该去机场。
但是那段生活走完了，在我23岁的那年。
而也恰恰是在那一年，曾经被我遗忘的“驱动力”又找到了我，那一年关于纳米技术崛起的新闻抓住了我的心，虽然那时候被报道成“尚不成熟，无法应用”，但是看到通过纳米技术可以讲癌细胞或者艾滋病细胞切割困在一个区间彻底压制住的时候，那个念头又冒了出来。
那个关于死亡的念头。
但是那时的我已然“现实”了很多，我并没有再想到什么“一直看着未来”，而只是想着很快这种技术成熟了，我就一定要用得起。
于是，我又拼命的往上爬，杀掉我大脑里无数的细胞想出各种手段积累钱财，赚取地位，囤积人情面子，我又变成了一个上进的异类。
我爬的很快，等到我28岁每天被父母催着结婚的时候，我已经挤入了当时为故国出售军火的官方集团。
可是也是在那个时候，现在被称为第一次战争的大战爆发了。
说不上是世界大战，可是全世界都在打仗，到处都是周边战争，除了没有几大国结盟而是全都在互相攻击之外，真的算是世界大战了。
而就是在战争之中，我的那份工作变得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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