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清帝国在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期间，只有二千万人口和六百万顷的田地，，还能征收2100万两和六百万石粮食的赋税，略高于明帝国至少六千万人口和七百万顷田地的正常??税，清初老百姓的负担才是真的沉重呢。
对比黄仁宇的结论与清代数据的核对，我们可以了解到，三饷加派只不过占到明代田地总产量的10％，使田赋增加到田地总产量的20％，这样的征收水平并不高，而且在清代以这种税率水平征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
何况三饷在明末因为通货膨胀和严重的拖欠，导致实际征收数额远远低于政府所期待的数字。由此可见，三饷绝没有到“直接导致了明帝国的灭亡”这种地步，明代的农业经济也没有到被榨干的状况。
3.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三饷虽然成为了明帝国民众前所未有的负担，但其没有耗尽明代的国力，税率也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为什么三饷在明末会造成这么恶劣的影响，而且被一致认为与明帝国的灭亡有着紧密关系呢？
显然，众所周知的政府及官员腐败之原因。
为数十万之众宗室的供养，藩王、权贵、宦官、勋臣占有大量土地并且享受免税政策，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又偷税漏税，地方行政官员胥吏营私舞弊，军队上军官们贪污浪费严重。可以想象，大量的负担都被嫁接到普通农民身上，三饷成为了压弯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偏偏崇祯年间北方连年大干旱，瘟疫流行，农民无法完成纳税任务，只得逃亡，明帝国政府的荒政措施没有发挥作用，绝望的农民只有造反起义。
以往无论是传统史观还是阶级斗争史观，都集中在这些方面进行批评，使我们对皇帝奢侈浪费、政府极端无能、王室贪婪自私、官员贪污腐败的明末亡国景象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可否认，这些现象是广泛存在的，指责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但是否这些现象就无可置疑的造成明帝国灭亡的结果呢？
实际上，对于以上现象，学者文人们不无夸大之处。比如1587年刊行的《大明会典》记载的土地数据显示：1393年为850,762,368亩，1502年为622,605,881亩，1578年为701,397,628亩。土地在明代中间的锐减被认为是土地兼并和有意隐瞒造成的，但最新研究的结果显示明初的数据没有经过全国性清丈，大多数数字只是随意估计的，实际明初纳税田土面积要少于4亿亩。
其实，明政府对免税土地限制非常严格，虽然不少皇帝对宠信加以赏赐，但有制度的约束，继任者也会经常清理这些土地。
《万历会典》卷17田土条载：“勋戚庄田，五服递减，勋臣止于二百顷，已无容议。惟戚臣如始封本身为一世，子为二世，孙为三世，曾孙为四世，曾孙之子为五世，以今见官品为始，以今见留地数为准，系二世者，分为三次递减。系三世者，分为二次递减，至五世止留一百顷为世业。如正派已绝，爵级已革，不论地亩多寡，止留地五顷，给旁支看守坟茔之人。”
明代制度如此，那执行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黄仁宇统计的“免纳正税的田土”。
类别位置
亩数估计岁入估计
支配
皇庄顺天、河间、真定、保定
370万亩（到1522年为止）；50,000两（16世纪晚期）太后开支
200万亩（此后）
王府庄田山东、河南大部、湖广一部，
100万亩（1500年左右）；
边缘的山西和四川300万亩（17世纪早期）
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超过
100,000两17世纪初福王受封200万亩
其他贵族庄田集中在北直隶
440万亩（到1530年为止）；
280万亩（此后）
50,000两到90,000两地方官员将收入
解给勋戚重臣，
有时也还田于国家京营草场北直隶
未知11,000两（到1580年为止）；
30,000两（1596年）此收入解给太仆
寺，有时也解给户部
太仆寺草场北直隶、南直隶、山东、河南
300万亩（1569年）
92,400两（1576年左右）解运太仆寺、
南京和户部
皇帝御马、象房
和苑囿土地北直隶、山东和河南
超过300万亩
34000两解送户
（1580年－1590年左右）50,000两部；中官征收
16,000两。
上表可以发现，真正免税的田地落入王府和贵族手中的，任何市斗都没有超过30万两白银，很难对明代经济产生持续恶劣的影响。
明末所暴露出来的经济问题，很多是明代始终都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单单归咎于明末的腐败。
比如农业地区田地的计量单位是亩，明代规定，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在实际测量过程中，步有大小，就会造成差异。土地肥沃的长江三角洲，一亩可以产3、4石米，而干旱的西北部，亩产不过半石。即使同是长江三角洲，土质也变化多样，分别存在山丘、池塘、沼泽等地貌，再加上很多地区存在河水退落后形成的土地，在涨水时期则土地淹没。明代田地还有官田、民田之分，官田还有一没、二没、三、四没之分，税率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官田征收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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