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白银外，军镇的粮食主要来源于军屯（军士屯种自补）、**（民间向边镇输纳民粮）和开中法（商人运粮中盐），三套机制同时运作。（漕运的粮食主要只提供京师附近的军镇，还不能算所有军镇的粮食来源。）
帝国军镇面临的长期问题是：边镇防线过长、军士人数过多、内地补给有限、粮食运输困难。虽然官方预算是年支出八百万两白银，但实际上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值。
很多不是以银两来计算的财货和劳务，诸如士兵修缮边墙和城堡，长途搬运粮食，以及死亡在运输途中的马驴牛等。
就以运输成本来看，《明经世文编》有王忬（嘉靖二十年进士，曾守重要漕仓之通州，在大同镇、蓟州镇、辽东镇任官）的奏折，他在分析运漕成本说：
京、通、蓟州三仓，每仓造车一百辆装运粮饷，拨军一千五百名，以都指挥等官统领挽运。…职等从长议算，每车一辆，于上装粮十二石，该军十五名挽运。空车尚亦艰难，加之重载，何以前进？临边（镇）道路，多遇崎岖，或遭淋雨泥宁，津渡阻碍。人之精力有限，未免沿途耽延失事。
按照王忬的计算，每辆车运输十二石粮，需要十五名军夫。每军镇的粮仓需要一百辆车，载粮不过一千二百石，却需要军夫一千五百名，平均每人运粮不到一石，且道路艰难，既耗费时间又容易出事，加上军夫途中也要耗粮。由此运输的费用大大超过所运粮食的成本。
战争时期，帝国竭尽全力也未必能保证北方军镇开支。何况在帝国zf看来，北方军镇虽然重要，却也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方面。明代中叶倭寇的祸患也不下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军费开销同样巨大，不见得比北方少。而且在朝廷看来，宗藩王府、民间动乱、灾害救助、水利工程等非军事部门的开销也同样重要，并不亚于北方军镇开支。
帝国缺乏中央财政的预算，也缺少必要的活动资金，遇上各种战乱或者自然灾害，太仓库的资金基本无力应付，迫不得已只能东拼西凑，无疑增加了zf的负担。明代军镇费用不足固然是边防虚弱的重要因素，但贪污横行、将帅腐败也不可忽略。
同样，因为费用的不足和官僚机构之无能腐败，在水利工程、荒政等其他方面，明帝国也无法做好。这么多方面的索求无度，即使帝国的岁收入能够增加，也会为帝国的zf行政机构之贪婪和低效所吞噬。
另外提一句，在明末，帝国zf加征三饷，从统计数据上看一年可以有2100万两白银，似乎已经将帝国的纳税人逼入了绝路，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额外收入并不是全部来自于田赋。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8677两，其中4491481两是摊入土地，其余的部分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和杂色税收。黄仁宇认为，即使2100万两白银全部摊入田赋，也不是不可忍受，因为十七世纪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证明了税收增长只是一种假象，并且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
何况当时的正税定额从来没有完额交纳过，1632年，据340个县上报，税收拖欠达到50％以上，甚至更多。而这340个县占到了帝国财政税收区的1/4以上。而且，其中134个县没有缴纳任何税收。
为什么明末加征的税收拖欠严重，甚至根本收不上来呢？黄仁宇认为主要原因是长期低税政策造成的，因为国家没有为底税政策配备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也缺乏必要的投资和公共事业及福利投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低税的好处，而利益都被中间阶层，如官员、胥吏、地方豪强所分享，所以增加税收的行为遭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抵制。明帝国低税收的财政政策使zf无法获得足够的国家必要资金，但也没有藏富于民，这种做法的际危害其实并不亚于苛政。
小结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明代之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是令人绝望的，但这样一个帝国，无论如何也维持了近三个世纪，要说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却也不是。
正如我们所熟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样，其实经济也是政治的延伸。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基本国策之一，是必须根据帝国的立国原则所制定的。明代不像现代国家有宪法，但从其政治制度、选拔制度、军事制度乃至官僚机构组成来看，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的特点。
无论各方面政策是否更加合理、完备、有活力，只要违背基本原则，就必须被废除。我们知道明代的军事制度，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虽然战斗力低下，却避免了将帅拥兵自重。如果单从军事层面看，这种制度实在愚蠢之极，既不利于提高士兵素质，也不利于培养将帅能力，更不利于实际作战。但是从更高利益来说，这种制度从此束缚住了将帅的手，没有哪个将军能够拥有对抗朝廷的军事实力，也就维持了文官zf的存在，也保证了皇帝不被威胁，避免了谋反的危险。明帝国一直以来也没有真正可以抗衡的敌人，虽然蒙古人、满洲人、倭寇都给帝国带来过很大的麻烦，然而真正衡量起实力来，他们并不是帝国的对手。
同样，政治制度也是这样。明初朱元璋废掉了丞相职位，使得皇权更加集中。其实丞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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