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五年春的科考，虞书鸿顺利登进士第，被授予弘文馆直学士。陆玉成、上官仪一众人簇拥着虞书鸿在长安城醉香楼喝了个昏天黑地，陆玉成已通过长乐公主李丽质与遂安公主取得了联系，每次他去宫中教李丽质弹琴，就帮他们传递信件。
一次朝会，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大理寺丞张蕴古枉法。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设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只管揭发，并且只要根据传闻即可奏劾，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受理诉讼。唐太宗非常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互相检查的作用。《贞观政要》卷1记载他对大臣说：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断”，结果群臣有意见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而他自己则要“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有司商量，然后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才能上奏施行。他为了充分发挥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贞观元年规定：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随同，有不当的随时进谏。御史台的地位由此提高，对于纠正官吏的违失起了一定作用。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旧制，称治书侍御史。
李孝德是唐朝初年相州人，平时有间歇性的疯癫病，一闹病，就以神仙自居。所以，他经常口出妖言，还妄自议论朝政。贞观五年的一天，知道李孝德又在妄议朝政后，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将他逮捕收监，欲治其罪。按照唐律，凡出口妖妄之言（指妄说吉凶和鬼神之言）者，如果他的话对时事没有损碍，不预言水旱天灾之类的事情，则给与杖一百的处罚；如果他所说的事情有关国家、君主，并言其不利的，则处以绞刑。
经过审讯，发现李孝德有疯癫之病，神志失常不清，于是大理寺丞张蕴古上奏说：“李孝德有狂病，依法不当治罪。”太宗听了张蕴古的劝谏，便许诺将李孝德宽宥，不追究其责任。但是张蕴古得悉太宗的态度后，赶忙跑到狱中，他是掌管刑狱的，在狱中行动很方便。他找李孝德，展开棋盘，与李孝德对弈起来。一边下棋，一边高兴地将皇帝准备赦免他的消息告诉了李孝德。可很快，张蕴古此举被当时的治书侍御史权万纪知道了。
狱史的职责就是监察百官的，知情而不报要受惩罚的。他弹劾张蕴古说：“蕴古的籍贯在相州，而李孝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故张蕴古是有意袒护李孝德，他所奏说的李孝德有疯癫之症不是事实。”
李世民听了大怒，当即令太极殿侍卫将连声喊冤的张蕴古拿下，要带到东市去斩首。群臣竟无一人吭声。
张蕴古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旧唐书》中记载，他生性机敏、博览群书、善记忆，尤其是他的记忆能力特别强，史料记载他有个“背碑覆局”故事。背碑覆局的意思是，他能够将碑文全部背诵下来，能够将打乱的棋局重新恢复。
张蕴古肯定有罪，他有两罪。一宗罪是司法人员应回避不回避，一宗罪是泄密。但是都罪不至死。按照唐代的法律，司法官吏应回避不回避，应该接受降级、罚俸等处罚；而泄密，又非军国大事的话，最多判一年半徒刑。死刑对于张蕴古而言，绝对是轻罪重判。
史载李世民杀了张蕴古后，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审案断狱的官员唯恐担上徇私枉法的罪名，都把犯人向重里判刑。唐太宗过后也很后悔，由此还催生了死刑复奏制度。
李世民环视全场，问道：“众卿还有何事启奏？”
“臣有事启奏！”原来是陆玉成。
他没有直接帮张蕴古辩解，而是提出了死刑复奏制度。
死刑复奏制度最早出现在隋朝。《隋书?刑法志》载：“开皇十五制：死罪者，三奏而后决。”就是说通过三次奏请才能决定是否最终处以死刑。陆玉成又将行刑前的“三复奏”更改为“五复奏”。即决前一天两复奏，决日当天三复奏。死刑复奏有点类似于他前世的死刑复核。
待他阐述完死刑复奏制度后，杜如晦、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等纷纷附议。李世民也认为有道理，张蕴古由是躲过一劫，只受到削职为民的处罚。
一日，陆玉成与虞书鸿、上官仪等几位直学士在醉香楼一雅间聚会。看见壁上画了一幅画，画的是大雪天一渔翁江边垂钓，意境深远，栩栩如生，落款阎立本。画周围题满了京城名士的诗句。
众人纷纷上前题诗，并鼓动陆玉成也写一首。趁着酒兴，他在画旁题了一首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过了几天，一位自称阎立本的人上门拜访。待仆人把他引至中堂，陆玉成见来人三十年岁，气质高华，经询问，正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
阎立本（约601～673），中国唐代画家兼工程学家。汉族，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临潼县)人，出身贵族。其父阎毗北周时为驸马，因为阎擅长工艺，多巧思，工篆隶书，对绘画、建筑都很擅长，隋文帝和隋炀帝均爱其才艺。入隋后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兄阎立德亦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驰名隋唐之际。
阎立本于贞观年间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将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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